你想说的就是那个给打得不成样子的、抬到我牢房里去的人？”

上校说：

“就是那一个，我们想让你看看人家可以如何对待你！”

“你听着，上校，我郑重警告你，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拿手指，拿一只手指动一动我，你们就再也不会听到我的声音了。如果你们拿这种可耻的办法来对待我，我就把你们看做苏联的敌人，并且，在这种信念下，我就要作出反应，即使把命送掉也在所不惜！”

那上校望着我一会儿，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接着就发作起来。于是我听到了一阵臭骂，使我的词汇大大丰富起来。最后，他出去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我的侦审官平静下来，要求我识相点，不要向他挑衅。我一点也用不着他关心。

“我并不认为你们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我对他说，“我希望，而且我一定要活得比你们长，哪怕长一天也好。至于你那天谈到的那“帮”人，都是你们在这里或在别的地方杀害的。你不要存什么幻想：你们也要遭到同样下场的。”

“为什么你侮辱我呢？”那上尉恼火了，“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

“你的职责？你以为我就那么天真，竟至于不知道基洛夫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是“阎王殿”。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许多同类同他们的受害者一样，落得了同样下场。”

他不回答。我发了这顿脾气后，心里舒服一些。在出来的时候，我对他重复说：

“你可以长年累月问我：“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你能得到的就只有这个答复，“我没有犯任何罪，没有反对苏联。”

这是我同那个上尉侦审官最后一次会面。

好几个星期，我留在牢房里，与世隔绝。一个晚上，房门又打开了······

剧情是永远不变的：

“收拾你的东西，跟我走······”

又要搬家？搬到哪里去呢？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回到了卢比昂卡。我颇为高兴重新住进我的牢房：差不多觉得回到了家里。人家让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两个礼拜。然后，一天晚上，十点钟，我又去受审了。一个新的侦审官，是个上校。他接管了我的案子。

他大概四十岁上下年纪，面貌和气。他请我坐下来。气氛是不平常的。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包卡斯贝克牌高级香烟，请我抽一根。战争年代，我抽烟抽得很厉害，而三个月以来，我没有吸过一根香烟了。我看着那根烟······看着那雪白的小烟卷儿。我想抽想得要疯了，但是我说：

“不，谢谢，我不会吸烟！”

拿一根香烟，就等于买他们的账，就等于开始投降。他的头一个问题在我的耳朵里引起了奇怪的感觉。

“你身体觉得怎样？经过这么些审问，不累吗？”

我是在卢比昂卡吗？还是在咖啡馆里呢？已经那么长时间，谁也没有关心过我的健康了！审讯组的头头显然改变了策略······我的侦审官到两点钟左右便放我走了。以后也是这样。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保持这种待遇。我的对手不作记录，只记点笔记。经常他没完没了地谈巴黎，谈布鲁塞尔，罗马和柏林，我发现他对整个欧洲都很熟悉。同我打交道的这个人以前就是个反间谍军官，到过许多地方去“旅行”。逐渐逐渐地，他对我战时的工作发生了兴趣，打听我在布鲁塞尔怎样开展活动，想知道为什么我把家庭带去，收集我对西线战争初期的回忆······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随着我们“交谈”的进展，我深信他完全了解“红色乐队”的历史，但是，他难以明白这个情报网是怎样工作的，为什么那么几个职业情报工作人员竟能开展这样规模巨大的活动。这个问题经常缠着他。“红色乐队”同他想象中的情报网完全是两码事。接着，他有几个星期没有打扰我。我又能入睡了，并且产生了新的希望。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吧。即使在卢比昂卡的牢房里，梦想也是不禁止的。

我一家人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很清楚通常囚犯的家属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我无法想象我的妻子和儿女会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当了犯人的家属，身上必定有可怕的毛病······有一夜，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告诉我的侦审官：我害怕我家里人的命运比我还悲惨。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几天以后，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我的家人，他把我在开罗买的礼物给了他们，这是他从保管处取出来的。他告诉我的妻子说，他刚从国外回来，并向他们转达我热烈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