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卢比昂卡一个多月了······一天晚上，看守到我的牢房来，照例喊叫：

“跟我走！”

我便踩着他的脚后跟走，他又说：

“带上你的东西！”

这么说，我“搬家”了？费不了多少手脚我就把全部财产收拾好了······在严密的警戒下，我出了监狱。一辆车子停在门口，这是莫斯科人所熟悉的，叫做“黑乌鸦”。它外表上同任何运货的小卡车没有一点分别；两旁用大字漆上“鱼、肉、面包”；里面的布置是为了运载另一种货物的：车身分为许多小单间，安排得让乘客无法互相串连。我给推上车去。路上大概走了半个小时。

我们便到了闻名全苏联的勒福托沃监狱。那幢大楼使我想起了圣·让·达克尔堡垒。勒福托沃是座军事监狱，建于沙皇时代，由于残酷虐待，犯人出狱时，往往成了残废。十月革命后，监狱给关闭了。但是斯大林1937年下令重新使用，把图卡捷夫斯基以及他的战友关了进去。那里面建设得象个马戏场，有三层环形走廊，牢房的门都冲着走廊，中间是一大块空地，从那里可以上上下下进行观察。

我又经过了搜身；这是荒唐的，因为我是从一个监狱迁到另一个监狱啊。但是这个明显的道理是监狱管理官员无法理解的。人家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泡在消毒药水里，拿出来就软得不成样子了。我给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墙壁潮得淌水，松起泡来。我很快就发现我的衣物全都潮了。但是，房牢里却有一种“奢侈”的设备：洗脸盆有条排水管接到厕所去。由于水管堵塞了，我只好用我吃饭的饭盒来把脏水舀出去。

我到达第二天，理发师就来了。他给我刮了胡子，然后

“现在，”他宣布说，“我要给你把头发剪掉······”

“可是，我又不是个犯人！”

“没有关系，大家都一样。要是你不肯，那就只能剃个阴阳头，中间给你开个十字！”

勒福托沃的看守，要比卢比昂卡的凶恶得多。囚犯没有一刻安宁的时间，他们无时无刻不停地打开小窗眼，找出各式各样的借口，一个小时走进牢房里十次：“你走动得太多”，“你坐的时间太长”，“你动弹的不够”等等。至于饮食方面，我以为已经尝过最坏的了，但这里的比卢比昂卡的还要坏。

每天晚上十时左右，监狱便醒过来开始非常紧张的夜生活：门不停地砰砰作响。押去受审的人来回啪嗒啪嗒地走动······我到了不过几天，就轮到我头上了。

审问我的上尉给我提出了奇奇怪怪的问题：

“你给我说说，一个象你这样的波兰公民，怎能进入苏联的？是谁帮助了你？”

他听我回答，但不作记录，粗声大笑，厚颜无耻。审问持续了一夜。过了几天，我-又一次！-给带去受审。还是那个上尉，他再次发动进攻：

“那个所谓共产主义大学，就是你在那里读过三年书的，那帮子头头现在怎样了，你知道吗？”

我给他讲了几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名字：马希列夫斯基，布博津斯基，弗伦金纳······

“所有这批家伙都暴露了，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你不知道吗？”

“要是这样，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这批家伙当中的一个，我为此感到自豪！”

他冷酷得象座冰山······

“可惜你当时离开了苏联，不然的话，早就把你结果了，我今天就用不着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然后，又是老调重弹。

“交代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在这一连串的审问中，对我战时所做的工作，没有提过一个问题，对“红色乐队”也不提。我觉得我入狱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帮”老共产党员里面，也有我的份，他们在战前就给清洗掉了······我能死里逃生是不正常的，我的侦审官正在设法加以纠正。

一天夜里，大概清晨四点钟左右，我刚受审回来，牢房门又打开了。两个看守进来，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人，已经失去知觉。他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扔到空着的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便出去了。我走近他，拿一块湿布拭擦他那肿胀的脸，上面布满挨打的伤痕，那人趴在床上，不停地呻吟：这是一个红军军官，刚刚受到一次强化刑讯。早上，看守把他抬到另一个牢房里去。

晚上，人家又把我找去；主持侦讯的是个上校。他得意地微笑着，提出第一个问题来······

“怎么样，今天早上你看见了吗？你有些什么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