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在全世界，卢比昂卡是内政部恐怖统治的象征。在莫斯科正中心，就是内政部的大楼。大楼中央，修建了一座小监狱，专门接待几百名“贵宾”。从部内到各牢房里，有长长的走廊接连，用不着走到

邹波:

外面去。这样，大家就都在“家里”。

我在候审室里，每边都有十几个小单间。人家把我叫进其中的一间去，里面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门在我背后砰地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我毫无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失去了反应的能力。我觉得我的脑袋空空洞洞，什么也进不去。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胳膊：“是的，是我，就是我在这里，在卢比昂卡当了囚犯。”

有人开门，把我从这种半昏沉状态中惊醒。我听到一个声音说：

“为什么你不脱衣服？”

我明白这个穿白罩衣的下级军官是在对我说话，我便回答说：

“为什么脱衣服呢？这里又没有床！”

“脱衣服，别多问！”

我照办了，然后赤条条地等着。门又开了。两个也是穿白罩衣的人走了进来。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仔细搜查我的衣服，把我口袋的东西放在一堆。当他们完事了，其中一个人命令道：

“站起来！”

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要不是差个听诊器，我还以为是在大夫的诊所哩。他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叫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他让我举起双手，摸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举起来，高一点！”

“转过身来！”（我照办了）“用手抓住屁股，扳开来，扳开一点，更开一点。”

他弯下身子，凑到我屁股后面。我忍无可忍，向他叫道：

“你在那里面丢了什么东西吗？”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没有炒过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兰中途停留时买的······

“这是什么？”

“大麦······”

我很高兴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让我们带进监狱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来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领带，鞋带，挂带等等。我在一大堆废纸上签了字。然后，一个中尉又来签了一张收据，证明有些什么东西“交”了给他，接着便叫我跟他走。我们沿着长长的、一个人也没有的长廊走去。他打开了一道门。我走进了一间牢房，里面放着两张床，在其中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人，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被子上······

“这是你的床，脱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从了，但是睡意不来，一夜我都睁着眼睛。每三分钟，门上的小窗眼就要打开，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由于我张开着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宁，他一动不动地观察我。这一夜我上了第一课：如果你不睡，你还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安静一点。

清晨，从小窗口伸进一只手，把“早餐”送进来；一碗发黑的水，要是你不去尝尝的话，倒有点象咖啡，一点点糖和一片面包。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面包是吃一天的。”

我咽了一口咖啡，但那东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面包，粘得象发面似的。对于所有这一切，我都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好象同我无关。我的同伴醒来了，打个招呼，便不说话了。他是个军官。

四天过去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

第五天早上，换班的时候，那个下级军官问道：

“你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有，”我尽量用强硬的语气回答说，“我想见监狱的领导！”

一个小时后，一个上尉走进牢房来：

“什么事？”

“我想马上见部的领导，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两天过去了。一个军官来到我那里，叫我跟他走。我们经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一个小房间。一个女人把一张收条交给那个军官。又来了一个当官的，在一张证件上签了名-唉，这种官僚主义--他带我通过另一条没完没了的、但是铺着地毯的走廊。我们走进电梯。他打开一道门，把我引进一个大厅里。地上是一块大得无比的红地毯，墙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严肃，胡子沉甸甸。“他”注视着一切。在一张很长的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年纪还轻，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立即引起人家注意。他站起来，走近我，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