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原来是你！是你参加了反革命分子柏尔青和他的同党那个大情报网？”

他说到后几个字，嘴巴由于憎恨而歪扭起来。我没有答话。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要不是那么奢华，我还以为是在一个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让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门窗，用手指着外面的监狱问我：

“你知道你住在那里的又是什么地方？”

“我想象得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叛国集团把你拉进去为外国工作呢？”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将军······”

“将军同志，”我接着说，“我并不是为一个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红军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变话题，问道：

“为什么你要求会见部里的什么人呢？”

“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我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挽救情报网战士的生命问题。我要求你去见情报中心的领导人，商量如何安排这个行动。”

“以后要办的。目前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的是回头路，一直到那个分界线上的房间，从那里起，一边是部办公室，一边是监狱······收条又要一张一张地签署，就这样，我回到了牢房。

两天之后，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在等候。他们是属于情报部门的呢，还是属于“斯梅尔希”①的呢？总之，他们很熟悉我的问题。

“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吧。营救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办不到的。他们大部分都不是情报部的军事干部。”我捏紧了拳头，免得吼叫起来······

“但是，“红色乐队”的战士，难道他们就不是军事干部吗？难道对你们来说，他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他们为胜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一件事：把潘维茨和苏科洛夫（肯特）弄到莫斯科来。如果你有些什么具体建议要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照办。”

“好吧，我说，两三天内，我就搞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我问道：

“你们同潘维茨有无线电联系吗？如果没有，能否迅速建立联系呢？”

“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可以同他通讯····..”

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竟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

“直到1943年9月我逃跑时，潘维茨和他的上司确信情报中心并没有识破“大赌博”。他们害怕我逃跑后，就把事实真相告诉莫斯科，因此，潘维茨便让人到处张贴追缉间谍让·吉尔伯的告示。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在情报中心那里便“完蛋”了。”

“是的，”其中一个军官补充说，“当时，肯特发了一份电报给情报中心，同时证明你被捕和逃跑的事实。但是在情报中心这里，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我们答复肯特说：奥托大概已经投敌······”

“正是这样，”我接着说，“必须让他们相信这种说法，你们应定期地给潘维茨发电报，不断提出这一个问题：奥托在哪里？再过几个星期，你们通知他说，你们得悉奥托已经逃到了拉丁美洲。潘维茨和肯特知道了这消息，就会开始认真考虑来莫斯科。但是，你们实行这个计划，就等于对“红色乐队，仍在德国人手里的所有战士宣判死刑。潘维茨临走前，必定要消灭一切证人，好隐瞒自己的罪行······”

我又强调说：

“与此同时，你们必须想法挽救那些还活着的人······”

他们不回答，站起来便出去了。

我被迁到一个小牢房里去，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几个星期。单独一个人······待遇要严酷得多。我逐渐地习惯了千篇一律的每天生活：早上六时，看守的脑袋出现在小窗眼处；一声嚎叫，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起来！”

大家便起来，拿起水桶；方向：厕所，呆上至多三分钟，然后到水房，两分钟洗脸，然后回到牢房里。七点钟：早餐。一碗咖啡，经常只有一碗白开水，一块糖，面包口粮。在牢房里什么都禁止。严禁躺在床上，严禁背向着门坐着，只能来回踱步，从这一堵墙走到那一堵墙，然后，在小板凳上休息片刻。永远是走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