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这样走法，每天都可以走几公里路······午饭只有一饭盒的汤，也就是一点油腻的水，上面漂着几个大麦面团。晚饭也是同样的菜谱。战后的年代，全国都苦于供应紧张，监狱里的口粮就愈来愈少了。往往，吃的汤是用咸鱼头做的。只有饿急了才咽得下这种发恶臭的东西，但是，习惯成自然，大家还是吃下去了······为的是不致于饿死。

晚上十点钟，小窗口又打开了。还是那个阴森森的声音嚎叫道：

“睡下！”

噩梦开始了。即使在床上，也不能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必须仰卧着，双手放在被面上，脸朝着小窗口······灯火通夜长明。无法翻身，无法躲开那刺眼的照射，眼皮都叫它穿透了。以后我学会了囚犯睡觉的一些窍门：例如把一只袜子放在眼睛上。

老一套又来了······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侦讯军官那里。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和一只小板凳，是给囚犯坐的。对面是一张办公桌，一个上尉坐在那里。我坐了下来。

“把手放在桌子上！”

那军官拿过来一张卡片，审问开始了：

“姓什么，名什么？”

“特雷伯·利奥波德。”

“民族？”

“犹太。”

“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名叫利奥波德，这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

“可惜你没法问问我父亲，他死了。”

他不动声色，继续说：

“哪里人？”

“波兰人。”

“社会出身？”

“什么？”

“你父亲是工人吗？”

“不是······”

他一边记录，一边念道：

“出身：小资产阶级······职业？”

“记者。”

“党派？”

“从1925年起加入共产党。”

他写着，嘴里还是高声念道：

“······他自己说从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

审讯完毕了。我走出来，嘴里有一股子灰味：波兰犹太人，“出身”小资产阶级。这就是我这个二十年党龄的党员的履历。我想哭一场，但是我忍住了泪，不能让他们痛快。

每天晚上十点钟，便有人来找我去受审，一直审到清晨五点半。我有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我问自己还能支持得多久。我记起了在巴勒斯坦的绝食斗争。我发现“绝睡”要更为痛苦。而这一次，我是个非自愿的“绝睡者”。我一直抗拒审判。什么审判，不如说是想用疲劳战术把我搞垮而已······每夜，同样的把戏又再重演。

“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那侦审军官说，而我则象个机器人一样回答：

“我没有犯罪，没有反对苏联！”

接着的一个阶段，那上尉装出对我不感兴趣的样子；他在看报，时不时地重复他的问题，眼睛都不抬一下。我机械地一再说：

“我没有犯······”

审讯放松了。时间在过去。我不做声，已经习惯坐在我的小板凳上，一连七个钟头，一动也不动。

清晨，人家又把我带回牢房里。过了片刻，看守又一个牢房一个牢房走过去嚎叫道：

“起来！”我还没有睡下，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们想把我压垮。走来走去，坚持，坚持，坚持下去。

侦讯开始后的第二和第三个星期，每七天里，只有一夜让我睡觉。我变得昏昏沉沉，第二天，戏又开场了······

第四个星期的头一天晚上，一个小个子，脸色蜡黄，面带病容，走进了审讯室。他神经处于十分兴奋状态。这就是侦讯组的上校组长，整个卢比昂卡都知道他以残暴，狂虐出名。他亲自动手打人，从中取乐。他二话不说便问那上尉：

“你得到什么结果没有？”

“没有。他顽固地否认他的罪行，还没有松口招供。那上校转身向我，并不住嘴地破口大骂，足足有半小时。操娘，骂街，恫吓，侮辱，间中也夹着日常用语的一些词藻。一般上，用俄语骂人，都是从娘开始的。他这个人更是个老练的专家，就一直骂到祖宗三代、四代！

他的“学问”当时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但是以后我知道他不过在背诵预先准备好的经文而已。这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是一个上校侦讯员必修的基本课程。

我保持缄默，没有反应。他好象碰在一堵墙上，突然住嘴了，威胁说：

“卢比昂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