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他们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放心吧。他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即使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安心了；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忍受囚犯的生活。6月份的一个夜晚，人家清晨两点钟左右来找我。侦审官微笑着问我说。

“你猜猜看我去机场找谁呢？”

“潘维茨和肯特！”

我是有把握的，他笑了：

“还不止这些。潘维茨带着他的女秘书，报务员和十五件行李。他这样积极，还带来了德国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特务名单，还有密码本，可以用来译出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通讯。”

当天晚上，潘维茨和他的喽罗都睡在卢比昂卡。这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和别动队队长都在同一个监狱里，相隔不过数米。

这一夜，审问的内容是潘维茨和他所犯下的一长列罪行。我对侦审官叙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里奥尔怎样被害以及潘维茨怎样企图消灭罪证的。

在这四个月里，我们详细地谈到了有关“红色乐队”的一切事情：“大赌博”，同朱丽叶的会晤，同柏林的关系等等。第五个月里，我没有受到审问；侦审官根据他的笔记书写侦审记录。

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来找我。他递给我一份文件：

“这就是记录，你阅读一下，如果你认为确实的话就签字。”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感到震惊。这里面写的同我告诉他的情况恰恰相反······

“请听我说，上校，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丧失了理性······这个记录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都是捏造的。”

“那么说，你不愿签字罗？”

“可是，你总不能认为我可以在这四页捏造的事实上签字吧！·····”

他毫无表情······

“你不签字？”

“当然不签！”

他把文件拿过去，放在桌子上，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转而谈论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出滑稽戏继续了两个星期。“你签字吗？”“不签。”“那么说，你不愿签字？”“不！”“为什么你不愿签字？”

有一夜，值班的头子，同一向那样，满脸怒色，神经质地抽搐着走进来，他问那上校：

“喂，这还要继续多长时间？······”

我答道：

“一直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天！”

于是，只听见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话······接着那上校威胁说：

“不要忘记了你还有个家。你这样顽固，他们可能要吃大苦头的······”

两三天后，我半夜给叫了去。侦审室外的走廊很安静，人家没有把我带到通常那间屋去，而是到最后一个房间，就在走廊的尽头。侦审官在那里。我走到我的小桌子前面，但是他请我坐到他的办公桌旁边。桌子上没有侦讯记录。他对我宣布：

“我不愿调查下去了。我把你的案子交回我的上级处理。”

我对他所宣布的意图抱怀疑态度。

“如果你可以写出这样一个谎言满篇的记录来，那么，无论怎样做法，对我来说都一样。另一个侦审官会来接替你，你们都是一路货色。”

他笑了······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都是阎罗王的小鬼了？”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方式变了，但目的不变；从部长到这个“地方”最小的一个当差的，你们都追求一个目的：打倒党内最好的干部！”

“我想在这个没有外人耳目的地方同你谈谈······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话，我就不说了。假如你对我的上司讲出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会在牢房里同你作伴......”

沉默了片刻后，他又说：

“我要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要保持你的坚定和不可动摇的意志，未来坐牢的岁月还很长呢。特别是，不要做什么蠢事······”

“什么蠢事，你以为我要自杀吗？可不！我要斗争到底。我的意志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活得比你们长久······”

他望着我，凄凉地微笑，接着说：

“我所希望的正是听到你说这种话。我决定不再办理你的案子，因为这是一个人、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所不能允许的。我知道，这会给我造成很大麻烦，但是我准备好了。在我们分手以前，我想向你说明一些事，象你这样的囚犯是不了解这种事的。你以为我们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