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写作可比拟克里奥尔语作家夏莫瓦佐对马提尼克方言的坚持，但树科的独特价值在于，他将粤语书写纳入中华文化"雅俗交融"的传统——"囍奏韶华嘅乐章"既保留了民间婚俗的喜庆质地，又通过"韶华"的文学典故赋予其雅致的维度。这种处理恰如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理论在方言诗歌中的体现，但树科通过"舜帝南巡"等历史符码的植入，使俗语获得了史诗般的庄严感。

树科的方言诗学实验，在当代诗歌"声音转向"的潮流中具有前瞻意义。从"韶音"到"乐章"的意象链，暗示着诗歌回归"歌"本源的自觉。粤语丰富的入声字在"石溪湾"、"三峰岭"等地名中形成铿锵的节奏脉冲，使诗歌获得超越文字表意的声音叙事。这种探索可比拟韩波《元音》中对语音象征主义的实践，但树科通过"通天塔"等宗教意象的植入，使声音本身成为通灵的媒介。尤其当"菩提"的三重吟诵在纸面回荡，我们仿佛听见了六祖惠能"以音声求我"的禅机在现代语境中的回响。

《韶州撷光拾影》的文学史意义，或许在于它为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困境提供了方言突围的路径。当新诗面临"失歌"的责难，粤语天然的韵律性为诗歌找回了音乐性；当城市书写陷入同质化危机，韶关的"三江六岸"提供了地理诗学的样本；当文化记忆被博物馆化，"丹佬霞姑"的民间叙事使历史重获体温。树科的实践启示我们：诗歌的生机或许不在于向前突进，而在于向下深挖——在方言的矿脉中，埋藏着未被标准语规训的原始诗性。就像组诗中反复出现的"韶"字，既是虞舜乐舞的雅言遗存，又是粤语中"继续"的方言发音，这种音义的叠合，恰是汉语诗性本源的最佳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