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莫夫也被捕了，白衣战士阴谋的“发明人”里乌明也被逮捕。

1953年12月，一个新的侦审官办理我的案子。审问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大白天：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说的话也完全变了。负责的军官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历史，不再讲什么“情报网的特务”，而是说“对纳粹主义斗争的英雄”。

1月份，复查工作结束了。侦审官先告诉我，他把结论送交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不久后，我就可以获得释放。

2月份，我被转移到布蒂尔基监狱的医院去。其他被囚禁的人，凡是得到复查的，也都送到那里去。好几个星期以来，医生设法使我们恢复健康，由于监禁和营养不良，我们的身体受到了摧残。当我们回到监狱去的时候，牢房变得象旅店的房间：食物丰富，有书籍，有报纸，看守服务周到得象咖啡店的侍应生。······时代变了。

2月23日，我被叫到部里去。一位将军祝贺我的五十岁生日和红军节。三个月以后，1954年5月23日，我又给召到内政部去：我受到隆重的接待。有一个军官向我宣读最高军事法庭的决定：我完全恢复名誉，过去对我所提出的一切控诉都被宣布为没有根据的。

这些话慢慢才能印入我的脑子，并反映出来。意思是：我即将出狱，恢复自由，同亲人重逢。一只无情的手抓住我的心脏。与其说我在说话，不如说我在嘟哝出几个字来。

“我家里人呢，他们怎样啦？”

“请你不要担心，我们的一个军官会把你带回家的。过一天，情报部门的领导将接见你，同你解决一切物质上的问题，以表示感谢你对苏联作出的巨大贡献，使你们一家人能象样地生活下去。”

他把决定释放我的记录递给我。我签上名，望望那位老将军，问他说：

“没有什么别的要签字了吗？”

我知道，一般获释的囚犯都要签署一个文件，保证对他被监禁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保持缄默······

老将军的脸变得通红······

“没有，绝对没有！你有权利，甚至有责任把你在这些悲惨岁月里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们再也不怕真理，我们需要真理就象需要氧气一样。”

可惜，这个“百花”运动并没有继续多久，又不许讲话了。但是，在这1954年的5月里，我听见这些话十分高兴，这本来是我一生的行动指南。关于全面真理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得实在太晚了。如果把自己的王国建立在撒谎和作假上面，那么真理的道路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事情办完了。在一名上校的陪同下，我离开了卢比昂卡。我是在九年又七个月以前进来的。

我同光明世界的第一次接触是奇怪的。我有点象个喝醉了的人。走路艰难。眼睛好象蒙上一层纱。我很难找到一处空旷的地方是没有铁栏杆挡住的。

我们坐上一部汽车，马上开走了。我老是想着一个问题，它啃咬着我的心头：我家里人在我们见面时会怎样呢？我的儿子还认得我吗？露芭呢？他们已经接到我获释的通知吗？

我们的车开了一段时间，到了巴布奇金小村庄，离莫斯科有十一、二公里，我们停在那普鲁纳娅街22号前面。

“就是这里。”那上校对我简单地说。

我走下来，车又开走了。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以便有喘口气的时间，平息一下十分激动的心情，同时看看自已那副打扮：我手里拿着个包袱，穿着难友借给我的裤子和绒衣，活象个流浪汉。我被捕时所穿的那套衣服穿了那么多年，早已磨破了。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就只剩下一件大衣，在冬天的寒夜，曾经帮了我的大忙。到了门牌22号，我问一个住客：特雷伯一家住在哪里？

那个人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用一种半好奇、半敌意的口吻对我说：

“大楼后面的那个板房里。”

板房？那么说，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只能让他们住在一个板房里。我绕着大楼走了一圈，到了一间小木屋前面，真叫作家徒四壁！我慢慢一步一步地走到那房子跟前，敲敲门。一个年青人出来开门：是他，埃德加，我的儿子。他不认得我，对我怀疑地看了一眼。我知道我这次回家不会是平平静静的。我自由了，但是我后来没有想过，要重新赢得我的自由会那么困难。我抑制着我的感情对他说：

“我是你父亲的一个朋友。我给你们带来他的消息。”他凝视着我，摇摇头：

“你弄错了，我们已经没有父亲。他在战争期间牺牲了。”

我觉得双腿发软，只有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