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初，卢比昂卡的制度突然变得更加严厉起来。牢房的气窗给封死了。有十天时间，散步也取消了。看守们摆出一副丧门神的脸。我们互相询问：是不是爆发了新的战争呢？

有一天，礼炮响了。我们牢房里的军官听得出这是举行官方仪式放的炮。是喜事呢？还是丧事？看看我们看守的那副嘴脸，我们认为是第二种情况居多。然后，一切又恢复正常。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一个新来的囚犯告诉我们说斯大林死了。囚犯们的反应各有不同。这儿没有一个人怀念斯大林，但是有些人害怕制度会变得更加严厉。这种担心加剧了，因为又把我们迁到勒福托沃去。5月，我被召到监狱长那里去。

他告诉我说：

“你可以给上级当局写信，要求修改“三人委员会”的决定。”

我提出了申请，就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写了报告，送交中央委员会书记贝利亚，他是负责国家保安口的。两个月过去了。7月份，我又写信给监狱长，问他为什么我得不到答复。第二天，他叫人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把我的申请拿在手里······

“我接受你的申请，但是为什么要送交贝利亚呢？”

我茫茫然瞧着他，说：

“可是，照例不是那么办吗？我应该向谁写申请呢？”

“向内政部长或者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我回到牢房里，带回来这条新闻：贝利亚失势了，他不再领导保安口了！囚犯们猜测纷纷，估计前途。8月份，我们又给带回卢比昂卡，又过了两个月，到了1953年底，我被召到部里去。我又重新走那条我走过好几次的路，当时是到阿巴库莫夫的办公室去的。

多么想不到啊！

坐在桌子前面的是个老将军，秃顶，蓄着胡子。我走进去，他便站起来，十分友好地同我打招呼：

“请坐，卢·扎查雷维茨”。”

我吓了一跳，多少年来谁也不这么称呼我了！

他用和蔼可亲的口吻问我道：

“这几年来，你看到报纸吗？”

“报纸？不，当然看不到！”

“请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几周前才当上内政部副部长。我是捷尔仁斯基＊＊的亲密战友。但是我放下了这工作，因为我不适应。我给你准备了几份报纸，你先看看，然后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请忘记你是个囚犯。”

老将军叫了茶和三文治来，还递给我一份1953年1月13日的报纸。头一页的标题是：《卑鄙的间谍和凶手伪装为医学教授》。下面是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最后一页是塔斯社的一条公报，概括了“白衣战士的阴谋”。

“一个时期以来，国家保安机关发现了一个医生搞的恐怖组织，专门用毒害的办法来缩短苏联领导人的寿命。”接着是九个名字，包括六个苏联著名的犹太教授。公报指出说：“这个恐怖组织的大部分人是同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有关系的。”

老将军很注意我的反应，等我看完了就问：

“坦白地说，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滑稽，如果有人要暗害领导人，他们应该去找专家，而不是去找大夫。”

“一点不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查明了真相；可是，唉，太迟了······”

他把1953年4月4日的《真理报》递给我。第二页上刊登了内政部的一份公报，宣布：

“现已查明，被告的口供，承认犯有被控的罪行，是前国家保安部的调查人员逼出来的。他们使用的侦讯办法是苏联法律所不允许和严格禁止的。”

老将军把报纸拿回去，然后给我指出用黑边框着的那一期报道斯大林逝世的标题。我把报纸推回去，没有说出我们已经知道这消息了。

他又拿出1953年7月的一份《真理报》来，上面说：贝利亚这个“人民的敌人”已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驱逐出共产党，解除他在内政部的一切职务。

老将军对我说：“部领导决定要重新进行调查被囚禁的人，你名列于第一批复查的人的名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清白无辜的。”

我把这话带了回来，牢房便沸腾起来。每一个人又都有了希望，这是有道理的。几天以后，我同房的一个犯人、一个将军，被叫到侦审处去，在那里，人家告诉他将要重新审理他的案子。

在这一时期，清洗工作全面展开。新任内政部长塞罗夫是赫鲁晓夫的亲信，他主持这工作。6月26日解决了贝利亚，那个结着鲜艳领带的阿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