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报中心拍来的电报，总是发给各个组长的。我利用这一点锐服杰林不要审判卡茨，格罗斯沃格尔和其他人。我的想法，从表面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对杰林说：

“请看，莫斯科任何时候都可能要求直接同他们联系，如果你审判他们并因而判处他们，你就把你自己暴露了

他同意这个看法。

情报中心彻底利用“大赌博”，不断索取更多的军事情报。从1943年2月开始，德国人不得不向莫斯科提供情报，一个正常工作的情报网，哪怕是最强大的，也难以收集到这样的情报。最后，情报中心还得以阻止德国渗透到还没有破获的情报网去。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莫斯科索取军事情报，但是谁来决定给哪些情报，还是不给哪些情报呢？首先要得到柏林的“大赌博”负责人，盖世太保-缪勒和马丁·包尔曼的同意，然后别动队还要通过巴黎的德国军事情报部领导机构，把要求提到德国国防军的西线参谋部。每一次都由冯·伦斯德特元帅本人开放绿灯，传递材料。他对希姆莱和盖世太保的态度，说得最轻，是并非充满友谊的。另方面，无论他也好，德国军事情报部也好，都不知道“大赌博”目的何在。因此，他曾经促请柏林注意所索取的情报是高度机密的。

冯·伦斯德特感到惊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柏林的头头们，是知道内幕的。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所提供的情报只同西线有关。然而，情报中心提出了对红军关系愈来愈重大的问题。

德军情报部在柏林的档案库里有一些文件很能说明送给苏联情报中心的材料是些什么东西，更能说明情报中心的目的何在。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尽量收集军事情报。

这里有几个例子：

1943年2月20日致奥托电：

“要求厂家提供军队和武器从法国运往我线的情报。”

第二天，又拍来续电：

“德军哪些师团留作后备？驻在何处？这问题对我们十分重要。”

3月9日，情报中心询问巴黎和里昂驻扎了哪些部队，师团的番号，武器的类型。

这类问题，使到别动队十分为难，既不能不答复，用假情报来答复又十分危险。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看清莫斯科并不那么在乎得到这些情报，而是想对证一下所掌握的情报而已。下一封电文可以完全证实这一点。

“在夏隆·塞。马尼和安古莱姆驻扎的是哪几个师？根据我方情报，在夏隆的是第九步兵师，在安古莱姆的是第十坦克师，希查对。”

别动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4月2日作出确实答复：

“在安古莱姆的党卫军新师团没有番号，士兵穿灰色制服，带黑肩章和党卫军徽号。”

4月4日续电对该师武器提供了详细情况。

差不多每一天，情报中心都拍来十分明确的电报，别动队必须同样确切地加以答复。这就是单独媾和的缔造人需要付出的代价。

关于驻扎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军队，同样有电报往来，查问指挥各个部队的军官姓名，英国空军轰炸的结果等。

冯·伦斯德特对于这些愈来愈精确的情报来来往往，愈来愈怀疑，愈来愈不满。1943年5月30日的电报终于使他忍无可忍。于是在德国国防军和特务机关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

情报中心要求说：“奥托，同厂家联系，查清占领军是否准备使用毒气，现在是否正在搬运这种器材？机场是否存放着毒气弹？存放在哪里，有多少？炸弹的口径多大？用的是哪一种毒气？毒性如何？是否对这种新式武器进行了试验？你是否听说过一种军用的新毒品，名叫盖赫尔的？你应该动用在法国的所有人员，进行这工作······”

这一次太过分了，国防军司令部大大骚动起来。这些先生们在他们之间议论纷纷，并通知柏林“完全不可能答复这些问题······”显然，别动队并不以为然。杰林获悉在柏林破译的一些电报，是我在被捕前发出的，其中已经涉及到毒气的情报，凯瑟·沃克内，而特别是马克西莫维奇，通过索凯尔组织的领导机构，十分了解德国化学工业的新发现。

在德国首都，别动队指挥部认为应该答复这些电报，即使部分地答复也好。至于国防军参谋部方面，则想利用这一事件大吵大嚷表示不同意。从德国档案局得来的两份文件证实了这场冲突。

1943年6月20日，首先德军情报部总部通知柏林说：“军队最高司令部认为，一个时期以来，莫斯科情报局长提出的问题过于精确。”德军情报部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