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从巴黎和附近的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我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全靠我向杰林提出了一个值得相信的借口，他却相信了。在我第一次受审时，我设法让杰林相信多年以来，有一个专门的反间谍组，十分秘密地保证“红色乐队”的安全。我告诉他我必须让莫斯科知道我通常去的地方（咖啡馆，理发店，餐厅，成衣店，商店等等），以及我接头的时间。这样，安全组就可以跟随我的踪迹，但是我不认识这个组的人员。

我对杰林强调说，莫斯科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一个时期以来不在指定的地方露面。这是因为我被捕了。在我的报告里，我设法通知情报局长，让他打电报来要我到通常接头的地方去。接着情报中心来了电报，发出了这个指示。杰林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让我出来。这就成了习惯。头两次，有两部盖世太保的汽车押送我乘坐的汽车。以后我外出，只由伯格和司机伴随。正象以后所见到那样，安排简化了是十分有利的。这样，我便到那些故意想出来的接头地点，例如福图尼街的一家理发店，蒙帕纳斯区的一家成衣店，豪斯曼大街的内衣商店等等。巴黎各区和甚至附近的咖啡馆和饭店都在我的路线上。别动队的特务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去搜索反间谍人员。这种费时失事的干劲使我十分开心。雷塞的警察机器在空转，“红色乐队”还能自由活动的战士并没有受到干扰。

由于经常外出活动，别动队的警惕性放松了，注意力分散了。于是，通往自由的一扇小门终于渐渐打开。

我常在“陪伴”下外出接头，发现看守我的人用的不是德国的身份证，而是一些假证件（比利时，荷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我私下打听为什么杰林要用这种隐蔽的办法。后来，我得悉，他认为，他的人这样就可以比较不显眼，可以免受抗敌分子的突然袭击。万一遇到法国警察检查，就不至于暴露我的看守的真正身份和职业。我抓住机会要求杰林让我享受同样的好处。

我对他说：“如果遇到法国警察检查，你不想因我的处境而惹起麻烦，那么你也应该给我一个身份证。”

他认为我的意见很有道理：以后，每一次我们外出，伯格都给我一个身份证和一些钱，我回到组伊就交还给他。这表明我的忠诚，这样就为我未来的活动迈出很有意义的一步。

直到朱丽叶那件事情为止，“大赌博”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德国人是在马上······情报中心成了他们胯下的坐骑。这是因为“红色乐队”变了颜色，变成了“褐色乐队”。它的七台发报机倒了戈，完全包围了莫斯科。情报中心患了色盲症，中毒愈来愈深，特别是因为收到的情报质量一点也没有降低。

另方面，德国人还完全有理由认为：哪怕接到了情报局长1943年2月23日的回电，他们仍然不能不继续发送几个月的军事情报。那些主张同西方单独议和的人为了证明他们知道这方面的企图，就必须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很了解情况，而且在军事方面，也必须同样地了解情况。

今天证实，希姆莱设法同西方单独媾和，同别动队试图开展“大赌博”的时间是相吻合的。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证明这一事实。

1942年12月，兰贝恩律师得到希姆莱同意，在苏黎世和斯德哥尔摩同盟国接触。

1943年8月-确切地说是23日-希姆莱在柏林内政部秘密会晤抵抗分子波皮茨。波皮茨向希姆莱建议牺牲希特勒，这是单独媾和的必要条件。以忠实出名的希姆莱只作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在波皮茨看来，这就意味着希姆莱接受了这个方案。兰贝恩马上到瑞士去，向他的盟国联系人报告好消息。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巧合。就是在1943年8月，别动队的新头头潘维茨又设法把“大赌博”重新搬了出来。

希姆莱的错误在于夸大了盟国之间的矛盾。的确，第二战线一再拖延。所以认为英美迟迟不动会影响同俄国人的关系，并非没有道理的。但是因此推论出联盟破裂，就太过分了！随着战争发展，德国军队胜利的希望愈来愈小。德国国防军的一大部分将领，从斯大林格勒一仗的败北，得到了特别教训，觉得纳粹德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单独媾和，这就象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漂来的破船板，明知是腐朽的，一点用处也没有，也不肯放手。希姆莱和他左右的人，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相信可以单独议和，直到末了一刹那，还把愿望当做现实，竟然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必须迷惑莫斯科。

情报中心接到我的报告后采取什么战术呢？

首先是给人这样的印象，好象完全不知道有什么招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