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派在比国的情报小组，就此烟消云散。

肯特去马赛途中，路过巴黎。他在6月里刚和玛格丽特。芭尔扎结婚。他本该分路先走，可是他不愿意劳燕分飞，非要一路走。肯特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他时常去德国、捷克、瑞士，知道的事情太多，绝对不能冒险。

我在巴黎见到他，觉得他情绪很不好。他负责建立并领导比国小组，已经历时一年，工作十分繁重，忽然毁于一旦，自然对他打击很大。他眼睛里含着泪水对我说：

“你决定把我派到马赛去，这是正确的，不过我敢肯定莫斯科不会理解。我本来是苏联军官，将来回去，一定要跟我算阿特雷巴德这笔账。”

斯普林格打算跟他的妻子在里昂成立一个小组。我向情报中心建议把剩下的比国小组拆散，人自为战。最能干的战士如：伊兹布茨基，塞赛，莱希曼，各人都有发报机，可以让他们直接联系情报中心。至于西梅克斯戈公司呢，肯特走后，经理由德拉伊接任。

局长给我的答复叫我吃了一惊，并且搞得我心乱如麻。局长命令我跟苏联上尉艾弗雷莫夫（又名博尔多）碰头，把比国小组的旧人交给他领导，温策尔小组也拨归他领导。

我不认识艾弗雷莫夫。1942年春天头一次会见他，他给我的印象不好。他从1939年便在比京定居。直到1942年，他只满足于隐蔽自己。他本来懂化学，便作为芬兰学生，在科技大学报了名。他搞情报的成绩很有限，送出去的消息毫无价值，不仅象客串，而且有点丑化这门工作。他报道的尽是些夜总会里德国官兵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他就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拼凑成大文章，从中发挥他的想象力。这不打紧，情报中心的官老爷，宁可要上过三个月情报课的上尉，不要象温策尔那样搞秘密情报的老手。

我克服了自己的担心和火气，说明了责任该由情报中心担负，然后把全部情况向艾弗雷莫夫做了交代。温策尔，伊兹布茨基，莱希曼这一班老战士对这个决定都十分遗憾。莱希曼一听到就叫道：“听这个傻瓜指挥！他会让大家都把命送掉。”我只好逐个去劝解，叫他们服从纪律。为了在这上面毫不含糊，我在4月里向情报中心打了一份报告，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个决定。过了两个月，局长考虑了整个情况，答复我说，他同意我的看法，叫我解散比国小组。

来不及了！1942年7月，艾弗雷莫夫被捕。由于缺乏经验，他埋头钻进了人家给他安下的圈套。4月里，我到比国会见艾弗雷莫夫。莱希曼告诉我说，他又偶然碰见了比国警探马丘。这人在1940年办过他的伪造证件案。马丘对莱希曼说，他参加了抗敌运动，很想出点气力，因为他怀疑莱希曼为地下组织工作。他最能效劳的是提供真的身份证。

我对马丘毫无信心，就吩咐莱希曼跟他断绝联系。艾弗雷莫夫却认为银盘托来崭新的身份证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等我一走便不睬我的嘱咐。马丘又去向他提议在他家里藏一个发报员。艾弗雷莫夫屁滚尿流地答应了，又把自己的照片交给马丘，托他搞身份证，真是糊塗得没法形容。约会订在天文台附近，马丘来了，可不止他一个人，好些身穿风衣的人坐在黑卧车里等他。

伊兹布茨基赶到巴黎，报告艾弗雷莫夫被捕。格罗斯沃格尔，立刻前往比京处理这件事。过了三天，艾弗雷莫夫又露面啦，陪着一位“朋友”，行动象一阵清风那样自由自在。他告诉门房说，比国警察查了一查他的身份证，问题都解决了。

不错，都解决了。随后几天，塞赛，伊兹布茨基，莫利斯。贝伯（负责联络荷兰）一一被捕。贝伯受了酷刑，于8月17日供出他跟荷兰的联系人温特林克。温特林克和希尔波林夫妇俩一齐被捕。九个组员，两个发报员幸免于难。艾弗雷莫夫还初步供出了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两个公司，是说不出具体情况，因为我们没让他知道。但是，从这一

天开始，两个公司的活动都遭受严密而隐秘的监视。

有人去把西梅克斯戈公司的地址告诉皮普上尉，他认为是瞎开玩笑。他租的办事处就在同一座大楼里面，等到艾弗莫夫向他描绘大老板的形象时，他拍拍脑门子喊道：

“我的天哪！我在楼梯上碰见过他，还跟他打过招呼呢！”

艾弗雷莫夫没有动刑便一一招供。盖世太保很会鼓动民族意识，打动他心坎深处仇恨犹太人的情绪。他们对他说：

“你是乌克兰人，怎么去听犹太人指挥？”

他们威胁他，要难为他的家属，又邀请他到德国去游览，参观大德意志帝国的种种成就。总之，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