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前远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远非如此。

我到苏联的时候，党内已经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定案。可是，老干部却仍然在议论，因为他们在实验中受到的创伤犹新。本来，斯大林要把富农作为阶级敌人来加以消灭，但概念很快就变了。1930年3月，正当集体化甚嚣尘上，斯大林便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批判了自觉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原则。从此以后，农民必须加入农庄，哪怕用大炮轰赶，也在所不惜。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只要读过列宁的书，都知道农民不经过教育说服，集体化绝对搞不成功。而且，集体化非得要有一定的工业发展水平，这样才能给农村以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学里流传说，集体化丢掉了五百万人的生命。有人说，有的地方居民全部流放，十成人里死了几成。1934年5月1日，我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了卡拉冈达，地方党领导人接待我们，并且招待我们参观市容。到了市郊，他指着眼底下一大片营房说：

“瞧，那边，那是老富农集中营。他们和家人都被送来在矿场里劳动。”

他非常自然地厚颜说：

“负责营地的人想得真周到，就是忘了水。伤寒症传开了，死了几千人。你现在瞧见的是押送来的第二批。”

东道主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我们。一位党委书记和一位内政部特工上校坐在一道。那位上校指指到会的四个人，他们衣冠楚楚，一望而知是革命前的一代人。他说：

“他们是这儿的工程师，指导煤炭生产。他们会把卡拉冈达搞成苏联第二号煤产中心！”

四位工程师自我介绍，自报了姓名。我听了吓一跳。原来在1928年，十一个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被控，经过审判处决。当时曾轰动全苏联。其中有几个正站在我面前！我急忙转身询问内政部上校说：

“请问，我好象知道他们是沙特季案中的主要人犯。”“不错，是他们。”

“不是判死刑了吗？人们都以为他们已枪毙了。”

上校停了一停，答道：

“你明白，毙人不值什么，可是他们有本领，可以使用，所以把他们带来，对他们说：“你们脚底下有巨大的矿藏。除了顿巴斯，卡拉冈达理应成为苏联第二号产煤区。生产由你们领导。反正二者必居其一：搞好了，保全性命。搞不好······”内政部的那家伙接着说，“一判决，他们就来了。他们生活自由。家里人也都来了。”

我们听了这话，奇怪得瞠目结舌。假如十一个工程师的确犯了被控的罪名，那便死有余辜。跟这样的人讨价还价，简直不可思议。有一个当时在场的人指点给我们说：

“这些工程师，说实话，也不见得拥护现政权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负责经管的顿巴斯矿区多灾多难，生产松缓。坑道遭了水淹。当然是自然灾害。也许有人想搞点破坏，也许起了点作用，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就此大吹大插，形成大狱，向全国人民，为生产落后作辩解。我们呢，我们本来毫不担心，我们确信这些人有能力领导本地区的开采工作。”

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判了死刑，却又把苏联第二号矿区交给他们开发。老富农变成矿工，成批死于伤寒，因为卫生条件太差！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和大学生，一下子发现，大学里讲的理论和社会现实，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意料不到的鸿沟。

1930年，发生另一次大党案，名叫“工业党”案件。主犯是拉木青。罪名是勾结法国情报组织，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罪犯判了死刑。过了五年，他出狱担任莫斯科一所重要科学研究院的院长，而且荣获列宁勋章，在1948年寿终正寝。

这些事情都是我亲眼所见，一件一件开始动摇我美妙的信念。我带着初出茅庐的梦想，来到苏联。年纪轻，热烈信仰共产主义，一心只想为改造世界出一分气力。尽管我也知道-因为我在斗争实践中有些体会-有些热情，直接接触到了现实，是不可避免地会起变化的。

有造化的人，才能事过以后，从容分析，从容对证，直到理解。我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优越的地位，因为高龄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有了正当的发言权，因为我是共产主义战士，从少年时期开始，便把一生献给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时，我们一天一天地跟着局势发展，并不意识到不可避免的内在联系。当然，我的革命意识是受到冲击的。但是，我在斗争中投身很深，再没有意思改变自己的抉择，只好归咎人的天生弱点，以及环境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期，我才看到了“列宁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