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天。
在那儿碰到的一些左派活动家,都低估了纳粹的危险。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只根据议会选举来看问题,认定希特勒的党绝对得不到国会多数。我一说纳粹会以暴力夺取政权,说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准备远远胜于其他任何工人党派,听的人都不以为然。
纳粹冲锋队的靴子声,却越来越把大街小巷敲得震天响,巷战成了家常便饭,冲锋队干脆袭击左派的一切活动分
子。
就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党和共产党一共掌握一千四百万选民,就是不肯成立统一战线。德共总书记台尔曼有句名言,说是“纳粹是棵树,社会民主党是树林,不可见木不见林。”半年以后,纳粹这棵树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德国。
一直要到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才从惨败中汲取教训,主张实现统一战线。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却在集中营铁丝网后面,实行统一战线已经有一个时期了。
我离开柏林的时候,已经肯定大难即将临头。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旅客不多,过境时,只有我一个人,不仅我那座卡里只有我一个人,整个车厢里也只有我一个人。那时候,苏联在外界心目中还是一个谜。世界各大洲的有钱人,都把它当做一场恶梦,而我却把它当做劳动人民的祖国。
边境大牌子上,写着马克思的伟大召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一瞧见,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说不出的自豪,能够参加建设这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砸断锁链,扫清过去。我一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今已在眼皮子底下。
到边境车站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等我。过境以后,换坐两个人一间的车厢。再走了两三个小时,一位红军军官走进来,瞧见外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大家便用俄语、波兰语、德语交谈起来。快到莫斯科站,那位军官起来收拾行李。我瞧见的东西,使我十分惊讶:他的两个大箱子里,装满了干面包块。他收拾好了对我说:“瞧见了吧?这是我带给家里人的礼物。他们都住在乡下。”
我刚到莫斯科便瞧见了离奇的事情。车站和车站周围,呆着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拖男带女,没精打采地等着,大都抱着、靠着包裹口袋,等候火车。我心想:“他们上哪儿去呀?”他们被撵出自己的村子,只好远去东方,去到西伯利亚,开垦那无边无际的处女地。
走出车站,我放下手提箱,空手去向一位民警问路。他说:
“你是外国人吗?”
我点点头。
他说:“我劝你手提箱永远不要脱手。这儿不是没有小偷小摸的。”
十月革命过了十五年,莫斯科还有小偷!我简直弄得目瞪口呆。我叫辆出租汽车,去找我那老朋友艾伦博根。我们还是在巴勒斯坦认识的。他为人十分聪明,有组织能力,在“团结”小组里积极活动。1927年得了病,差不多全身瘫痪了,所以组织上批准他回莫斯科。我到了柏林,便通知他我要来莫斯科,所以他正在等我。桌上有面包,黄油,香肠,伏特加酒,可是红军军官满箱的干面包仍然在我眼前。艾伦博根瞧出了我惊讶的神色,便对我说:
“你一定觉得奇怪吧?我家居然有这些东西。这是黑市上搞来的。象我这样的人,收入不少,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原来,他是工程师,还在两个专门学院兼课。
我们整整谈了一夜。他尽管不是党员,却并不反对苏维埃制度。可是,他谈集体化,谈莫斯科的生活,谈党案,却跟我听到的和读到的全不一样。从头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宣传和生活之间的鸿沟,简直无法逾越。
第二天,我去伏龙卓维·波尔。那是政治侨民住的地方。
一座大楼,离市中心不远,熙来攘往,十分活跃。世界各国的老牌活动家,波兰人、匈牙利人、拉特维亚人、南斯拉夫人、甚至日本人,流亡出国,便在那儿安身。他们等待分配工作,往往要等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问题。有人赞成搞集体化,有人却说集体化在乌克兰引起了饥荒。我这才知道那儿还在饿死人。大家说话非常随便,也很激烈,很象我们在巴黎,跟社会党人和托派分子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我被派到一间屋子,跟另外两位同志合住。
莫斯科的新鲜事儿,还有待发现。在市中心的驯马广场,矗立着第三国际大楼,建筑高大,警卫森严。进门以前,先得跟见客的人通电话。大楼各层,分布共产国际的各部。一座楼管整个世界。我由法国组的书记接见。他已经接到我来到的通知。他已经办好手续,让我进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