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年底，我在马赛登岸。海上走了一个星期货轮开得吭哧吭哧。我躺在甲板上，脑袋枕着一盘绳索，悄悄思考问题。年纪不过二十五岁，流放倒经历过两次。这倒没什么，天生的革命者，受迫害不在乎年龄大小，只有安居乐业的人才怕播迁失所。巴勒斯坦的石子地并不怎样宜于安家种菜。

我瞧见天边的法国海岸，旧梦居然成为事实，快活得什么都不去想了。这不到了法国了吗？

很难想象，对我这么一个没有国籍的年轻人来说，法国这个词有着多么动人的魔力。二十年代，东欧的移民一般想当美国大叔。自己的亲故，不在华沙，便在布加勒斯特。百老汇的擦皮鞋小孩，居然当了实业家，多么能鼓舞人的事业心啊！但是，一个共产党青年，1930年才二十五岁，由于警察寻仇，被逐出了故土，自然而然投入朝不保夕的阶级斗争，到处贩卖革命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他的眼光不是射向红墙，当然便是射向巴士底狱广场。

对政治流亡的人来说，法国就意味着革命。在这儿，巴黎公社的社员们曾冲向九霄；第十七团的士兵，曾跟发怒的葡萄工人交朋友；造反的旗号一向高高飘扬，地方再远也望得见，所以流民逐客无不向这里会齐。当然，任何革命者，想找第二祖国，必然首先看中法国，可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并不是真正的庇护所。当然，那儿的警察跟在其他民主国家一样，都善于吹毛求疵。讲工作呢，乡绅们的共和国，惯把最苦的活计给外国人去做。但是，这儿的法制，只要善于对付，总有空子可钻。具体些说，任何共产党人都知道，到了法国，总有党员同志可以指靠，而任何犹太人则可以在犹太人的团体里找到朋友。因此，我想到犹太工人中间去活动，因为，我知道党的工作正在发展，很需要干部。最有力的理由则是，我手里有过境签证，法国的大门向我开着。问题是要住得下来。身上盘缠已经不够再往前走，只好在马赛呆了两个星期。加纳比艾尔大街的气氛实在不错。可是我找到的临时工作，却把我整天关在一家小饭铺的厨房里。吃饭不要花钱，工资可以拿来买套衣服。今天看来，这种细节，显得有点好笑。

我活到二十五岁，还没有穿过整套西服。在巴勒斯坦，大家只穿短裤和短袖衬衫。我一秒钟也没想过能衣衫褴褛走进巴黎。身上穿了新衣服，老瞧着镜子里面的新人，不由得回想起家乡的犹太人，动身到美国去以前，怎样的置办行装。

我走下火车，脚下踩上巴黎的街石，不免感到自豪。手里的小提箱，一半空着，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要上哪儿去。我童年的朋友，阿尔托·斯特罗姆，一年前便离开巴勒斯坦，到巴黎居住。他的专业是铺楼板。找工作很容易。开给我的地址是：巴黎第五区，阿拉斯街九号，法兰西旅馆。我看了挺佩服。第五区，不就是拉丁区吗？学生区嘛！法兰西旅馆！这么漂亮的名字，一定是皇宫般的大饭店呀！斯特罗姆成了资本家啦！他信上不是说，可以在他那儿住些时候吗？我走进一条又暗又狭的小街。九号是一座小楼房，门面灰暗，招牌上“法兰西旅馆”几个字已经风吹雨打，剥落殆尽。我打听斯特罗姆先生的房间。原来高高在上，就在屋顶下面。我推开门，一眼瞧出了屋子是多么“富丽堂皇”。一张大床几乎占了整间屋子。墙角里一个小脸盆，窗前一张缺腿桌子，门上钉钉子挂衣服，这就是家具。

我马上理解房客的选择。法兰西旅馆房租特便宜，警察也管得松些，朋友都好来分享。床很宽，可以横睡。睡到早上，人添到四五个，并不稀罕。没地方睡的人，给下面守夜的人几个小钱，便可以上来占个空位子。

麻烦的是，臭虫闹得凶。有一天，我们买两瓶酒喝着，把旅馆改名为臭虫旅馆。

我决定到巴黎大学报名，当旁听生。只要能向警察厅证明，我确实能够维持生计，那末居留证是不难领到的。我的朋友们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先汇一笔钱到家乡去。款子的数目大致符合警察厅规定一个月的生活费。亲友们接到款子，马上汇回巴黎，然后换一个人又汇回去。这样一来，我们便能把汇单去向警察厅证明，我们按期收到波兰寄来的月费。

我来到巴黎几个星期，便领到居留证，限期六个月。到达的头一天，我就和党组织挂上了钩。自从离开巴勒斯坦，我便在衣服里子底下藏着巴共中央的介绍信。我把信交给一位负责同志。他主管外国工人，所以我是由他接见的①。

我们讲好，等我找到工作，就开始活动。可是，找到稳定的工作等于做梦。外侨劳工顶多只能指望搞到一些时断时续的小工作。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