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方面时常雇用临时工。工头招工有抽头，所以查看劳动许可证，不那么太认真。我在哈什德书店造大楼的工地上干了几个星期，后来又去邦旦整天扛铁轨，一直抬到有一天砸坏了我的脚指头。伤痕今天还在。

那时节，百货公司每天都雇人洗刷地板。我跟几十个大学生，从早到晚，一脚套着刷子，一脚踩着毡布，在萨马利丹公司，或是在廉价公司的地板上“跳舞”。活是苦活，工资倒过得去，一夜的收入够活两三天。车站搬运货物，可更加累人，整夜整夜的在沙贝尔火车站装车，早上才手捂着腰，挨上床去。

这些活计都不稳定，可并不怎么影响我的政治活动。活动对象是犹太移民，党组织正在那里展开工作。

在法国的犹太人，团体不止一个。当时在巴黎便有二十万人光景。最早是定居阿尔萨斯省，洛林省，康德省，博都省的犹太人。他们经过艰苦奋斗，获得解放，并且逐渐爬进社会上层。跟这些阶层交错存在的，有后来一批一批的新移民。二十世纪初叶，东欧的犹太人开始移居西欧。因为帝俄大举排犹。迁移的人大抵是无产者。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左翼政党，搞政治活动，迁移后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信念。所以，他们来到法国继续活动，并不稀罕。许多党派，诸如共产党、本德党、联合党、犹太复国团体，以及我常讲的那个“哈柯梅·哈蔡尔”，都在他们中间招兵买马，并没困难。

我呢，我在外国劳工管理处下面的犹太组工作，同事都是在本国受到镇压流亡出来的。我们每晚开会，老拖得很晚。那时候，犹太党员中间托派的影响很大。我们接到命令，

在犹太人中间“清除”敌对分子。辩论往往是很热烈的。渐渐地，托派的作用，在犹太侨民中间趋于江河日下。但是活跃的小核心依然在活动。参加激烈的示威活动，对我们来说，总是危险的，因为一经逮捕，未曾归化的外侨往往被驱逐出境。可是，不论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参加了一些大的群众示威，比如纪念巴黎公社、五一劳动节等等。

许多犹太侨民，除了纯粹的政治活动以外，还参加一些文化团体。例如文化联盟，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星期天，在朗克利礼堂举行集会，总有好儿百人到会。法共领导，比埃尔·塞马尔、雅克·杜克洛，老笑咪咪的来做报告。我个人还时不时到斯特拉斯堡和恩特威普去主持当地犹太人的公开集会。

在职工会里，我们也很活跃。成衣业和皮毛业都有不少犹太积极分子。罗索夫斯基在1912年当帽业工会书记，这时候已成为红色工会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我也要谈一下犹太活动家的一般政治态度，同时着重指出这些人差不多完全没有宗派主义。我们都急切需要消息，跟传统的共党活动家不一样，他们只看《人道报》。我们的消息来源广泛得多，从社会党的《人民报》，到十分保守的《时报》，中间也看《锁鸭子》漫画报。我对这份画报，至今保持着青年时代的兴趣。

我的个人生活也同时组织起来。我重新找到了露芭。她是1930年来找我的。她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因为英国警察搜捕她。她借用了妹妹萨拉的名字②”，并且跟一个朋友结了假婚。这个朋友有英国国籍，所以露芭也取得英国公民的同等待遇，并且领到了法国的签证。以后，我们这两个外侨又得跟警察打交道了。

露芭来了几个星期，一清早便有人来臭虫旅馆敲我们屋子的门。开门一看，果然，来人的打扮错不了······他说：

“我是五区警察局派来的。你的妻子来了已经一个月，至今还没把手续搞好······”

我回答说：“对不起。”接着我低下头，去他耳边轻声说，仿佛怕人听见似的，我说：“不是我的老婆，是情人。过四十八小时，她就走了。”

“噢！这样的话······”警察挤挤眼笑着说。

法国是古德林的故乡③，色情故事常受欢迎，特别在警察界为甚。

我们的物质生活相当困难。头一个孩子快要出世，实在叫人操心。幸而有一个油漆包工商是犹太人，想帮我的忙，雇用了我。可是，使刷子不是我的专长，搞来搞去，只会东涂西抹，不成气候。而我那东家却成了大资本家。

每天缝纫十个到十二个小时。她也是党的活动分子。反法西斯第一次会议于1931年在巴黎举行，她还当了犹太组的代表。我呢，我当了中央委员会、外国劳工局、犹太组的代表。

我和局里的另一位同志被邀到中央委员会去会见加香同志。他那时候主编《人道报》，见了我们很亲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