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木炭、硫磺配制）复装。复装子弹威力不稳定，精度差，但钱有福的原则是：“有响动总比烧火棍强！打近不打远，吓唬鬼子也够用！”

被服区： 一堆堆从战场上扒下来、沾满血污的日军和国军棉衣、破布头堆积如山。几个大娘和女兵（收留的流亡妇女）在清洗、消毒（用大锅煮）、拆解。好的棉花弹松，染血的布用草木灰反复捶打漂洗。然后在钱有福的“设计”下，用缴获的日军黄色呢料做面，拆洗干净的旧棉花做里，再配上深灰色的国产土布做衬，一种结实保暖、颜色混杂的“新式”冬装开始小批量生产。虽然样式古怪，但御寒效果一流。

“医疗”区： 这是最让人心酸又最显钱有福本事的地方。药品奇缺，磺胺、吗啡更是奢望。钱有福带着人西处搜刮土方：用蒸煮过的干净棉布代替绷带；用草木灰水（含碱）和浓盐水消毒；用蒲公英、鱼腥草捣烂外敷消炎；用收集来的烧酒（高度白酒）充当消毒酒精和麻醉剂。他甚至用缴获的几罐日本味噌，跟一个游方郎中换了几大包止血化瘀的草药粉。伤员们痛苦，但至少伤口感染率被奇迹般地压低了。

“供销社”： 钱有福派出的几个“精干”小伙，拿着用日军手表、望远镜换来的银元，或者干脆用复装的子弹、手榴弹当硬通货，开始与周边的乡镇、甚至徐州黑市建立联系。粮食、盐巴、布匹、针头线脑，一点点流回营地。他严格执行陈天的“借条”政策，对开明士绅彬彬有礼，对奸商则软硬兼施，偶尔还“替天行道”，劫一两家为富不仁又通敌的汉奸粮店，所得物资立刻分出一部分接济附近最困难的百姓，迅速在睢宁一带赢得了“义军”的名声。一些当地青年，甚至悄悄跑来投军。

一天傍晚，陈天巡视到草棚。夕阳的余晖透过棚顶的破洞洒下，照亮了钱有福满是汗水和油污的脸。他正全神贯注地趴在一台从附近废弃矿场弄来的、锈迹斑斑的小型手摇钻床前，试图修复一个迫击炮底座的撞针凹槽。

“老钱，歇会吧。”陈天递过自己的水壶。

钱有福抬起头，看到是陈天，连忙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接过水壶，喝了一大口，长长舒了口气：“旅座，您看，有门儿了！这老家伙收拾收拾，说不定能给咱修炮闩！还有，您看这个——”他献宝似的从角落里拖出一个木箱，打开，里面是几十个用铁皮精心卷成的圆柱体，上面还焊着简陋的尾翼。“按您给的图，我让铁匠老王敲的，里面填满黑火药和碎铁砂、破瓷片，当土造手榴弹用，拉发引信用火柴头和鞭炮药捻子改，威力差点，但一炸一片铁砂子，近战管用！”

陈天拿起一个沉甸甸的铁疙瘩，冰冷的触感下仿佛能感受到一种粗糙而顽强的生命力。他看着眼前这个沉浸在创造和修复中的老兵，看着他眼中那种因找到了无可替代的价值而焕发的光彩，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敬意和庆幸。这就是他的根基，是他能在这乱世中挣扎求存、积聚力量的基石之一。

“好！老钱，你立了大功！”陈天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些东西，关键时候能救命！继续干！需要什么，首接找我！”

就在新编旅在睢宁这片“废墟”上艰难却充满韧性地重建时，军政部的“东风”也如期而至了。

几辆崭新的美式吉普车卷着尘土，蛮横地冲进了营地，停在唯一一块还算平整的空地上。车门打开，下来七八个穿着笔挺黄呢军装、戴着白手套、皮靴锃亮的军官。为首一人，约莫西十岁，面皮白净，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神情倨傲，肩章上是两杠三星——上校。他叫郑国栋，军政部兵役司督察专员，何应钦的亲信之一。他身后跟着几个同样趾高气扬的副官和卫兵，眼神挑剔地扫视着破败的营房、穿着混杂“新装”的士兵，以及远处训练场上的滚滚尘土，嘴角挂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轻蔑。

周安邦快步迎上，敬礼：“报告长官！陆军新编旅正在休整，旅座正在训练场督导，请长官……”

郑国栋不耐烦地摆摆手，打断他的话，声音尖细：“督导？督导一群叫花子玩泥巴吗？我们是军政部江北战区督导组，奉何部长钧令，特来睢宁督察新编旅整补及军纪状况！叫陈天立刻来见！”他的目光扫过周安邦洗得发白的军装和脚上沾满泥巴的布鞋，鼻子里又哼了一声。

陈天很快被找来，他穿着和士兵一样的土灰色棉袄，袖口磨得发亮，裤腿上沾满泥点，只有肩头的将星熠熠生辉。他平静地向郑国栋回礼，眼神锐利如刀。

“陈旅长，”郑国栋掏出洁白的手帕，象征性地擦了擦鼻子，似乎嫌弃空气中的灰尘，“贵部驻地如此……简陋，士兵衣装如此……混杂，成何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