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装入特制的樟木书匣，由弘文馆书吏捧持，众人前往紫宸殿，向天子报告这阶段性的成果。

殿内，天子李景元端坐御案之后。书匣开启，崭新的《礼记正义》呈于御前。李景元缓缓翻阅。

谢道临在旁，不时陈述注疏要义与修撰宗旨，着重强调其“正本清源，为天下式”的政治功用。

良久，李景元合上书卷，目光扫过阶下年轻的弘文馆翘楚，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淡淡道：“卿等用心国典，厘定经义，功在社稷。此《礼记正义》，即由弘文馆刊行，颁示国子监及天下州学，以为定本，一体遵行。”

“臣等遵旨。”三人躬身领命。

一句“以为定本，一体遵行”，便是天子对弘文馆掌握《礼记》解释权的正式认可。

这认可背后，是门阀与皇权在文教领域达成的一次微妙平衡与妥协。皇权需要门阀的文化底蕴来支撑其统治的合法性，门阀则需要皇权的背书来确保其文化主导地位的稳固。

捧着盖有天子玺印的诏书回到弘文馆，刊行之事随即展开。巨大的铜版被仔细刷上墨汁，坚韧的纸张覆于其上，沉重的压辊碾过，一张张承载着权威解释的经义之页便被印制出来。墨香愈发浓郁，弥漫在弘文馆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字，都凝聚着心血，更承载着无形的力量。刊行天下，意味着自此之后，天下士子习《礼记》，皆以此为准；考官取士，亦将以此为绳尺。

这便是文柄。它不显刀兵，却足以塑造思想，引导潮流，在无声无息中奠定未来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官场与士林基调。

门阀的根基，除了田亩仓廪、朝堂权位，更深植于这世代累积、不容置疑的经义解释权之中。掌握了它，便如同在科举取士这一国之命脉的上游，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堤坝。

《礼记正义》的完成，只是一个开始，《五经正义》的漫漫修书之路，仍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