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的海岸炮台，准备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进行一场实力悬殊、也注定没有希望的困兽之斗。

战斗从1942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初，打得异常艰苦和惨烈。

粮弹不足，补给断绝：由于撤退仓促，美菲联军携带的粮食、弹药和药品都非常有限。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外部的补给也根本无法运进来（美国海军在珍珠港事件后，早已自顾不暇，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救援和补给行动）。士兵们每天只能领到极少量的口粮（主要是大米和罐头鱼），很多人都饿得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弹药也越打越少，很多炮兵阵地最后甚至连炮弹都打光了。

疾病肆虐，非战斗减员严重：巴丹半岛地处热带，气候湿热，蚊虫滋生。在缺乏药品和卫生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疟疾、痢疾、脚气病、坏血病等各种热带疾病，像瘟疫一样在守军中迅速蔓延开来。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折磨，使得大量的士兵失去了战斗力，非战斗减员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战斗伤亡的人数。

菲军与美军士气崩溃，内部分裂：在饥饿、疾病、绝望和日军持续不断的炮击轰炸的多重压力下，美菲联军的士气，不可避免地开始崩溃。很多菲律宾士兵，因为思念家乡，或者对抵抗前途彻底失去信心，开始出现逃亡、哗变甚至向日军投降的情况。美军士兵虽然纪律相对较好，但在这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绝境中，也普遍弥漫着悲观和绝望的情绪。

就在巴丹半岛的抵抗已经濒临极限、全军覆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1942年3月，麦克阿瑟接到了来自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亲自下达的死命令——要求他立刻离开菲律宾，前往澳大利亚，组织和指挥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盟军作战！

罗斯福总统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麦克阿瑟作为当时美国军界声望最高的将领之一，不能让他跟巴丹守军一起玉石俱焚，他的军事才能和指挥经验，对未来的反攻至关重要；二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看，让这位“远东英雄”成功突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鼓舞盟国的士气，抵消菲律宾失陷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一旦这位四星将军被日本俘虏，那政治影响可就太大了，这是美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承受的。

麦克阿瑟本人，虽然一百个不情愿离开他那些正在与他并肩作战、即将陷入绝境的部下，但军令如山，他也不得不服从。1942年3月11日夜，麦克阿瑟带着他的家人和少数核心参谋人员，在夜色的掩护下，乘坐着几艘鱼雷快艇，悄悄地从科雷希多岛撤离，历经艰险，最终成功抵达了澳大利亚。

在离开菲律宾前，麦克阿瑟向留守的部下和菲律宾人民，发表了他那句后来流传千古、也充满了争议的着名誓言：“i shall return!”（我还会回来的！）

当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听到麦克阿瑟这句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誓言时，眉头微微一皱，似乎对这个“i”（我）字不太满意，他可能觉得，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时刻，更应该强调的是“we”（我们）的力量。但麦克阿瑟可不管这个，坚持强调“我还会回来的”。

对麦克阿瑟而言，菲律宾的失守不只是美军的战略失败，更像是一场强加于他个人身上的屈辱。他已经把这场战争，从国家之间的对抗，转化成了他与日本之间的私人恩怨。从这段话就能看出，麦克阿瑟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荣誉感强烈且情绪浓烈的将军。麦克阿瑟对菲律宾的执念，并不只是一次性情绪反应，而是逐渐演变为长期影响其战略判断的心理重心。他将“重返菲律宾”视为一场必须亲手完成的复仇与救赎，这种私人恩怨深深嵌入了他此后几乎所有的战略决策中，从战区选择到资源争夺，甚至不惜与海军和联合参谋部反复拉锯。他不是单纯在打仗，而是在用战争为自己洗刷那段被迫撤离的耻辱。

但无论如何，麦克阿瑟的这句誓言，确实也给那些被他“抛弃”在菲律宾的数万盟军将士和苦难中的菲律宾人民，留下了一丝渺茫的希望和精神上的寄托。

麦克阿瑟走了，把指挥权交给了乔纳森·温莱特中将。但留给温莱特和那十多万饥饿、疲惫、疾病缠身、弹尽粮绝的美菲联军将士的，只有无尽的绝望和即将到来的、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

麦克阿瑟撤离后不到一个月，1942年4月9日，坚守在巴丹半岛的约7万5千名美菲联军（其中美军约1万2千人），在指挥官爱德华·金少将的率领下，被迫向日军投降。这是美国军事历史上，一次性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

紧接着，5月6日，在经历了日军持续数周的猛烈炮击和轰炸之后，坚守在科雷希多岛“石头炮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