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和标准化的双重压力下，方言日渐式微成为普遍现象。树科的粤语诗歌因此具有了文化抵抗的意味。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在此显现其价值：粤语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岭南人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当诗人坚持用\"老子\"而非\"父亲\"时，他不仅在用词上保持忠诚，更在维护一整套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从文学史脉络看，这首诗延续了近代以来粤语书写的传统，又与当代文化认同问题紧密相连。晚清粤讴、木鱼书等民间说唱文学，已经建立起粤语写作的美学规范。树科的创新在于将方言的运用提升到哲学思考的高度，使个人记忆成为文化存续的隐喻。这种处理方式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的\"群岛\"写作形成跨文化呼应——都是用地方性语言处理普遍性命题。

诗歌结尾对\"文化传统\"的强调，暗示了记忆的政治维度。在文化断裂日益严重的今天，主动选择记住什么、如何记住，成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德国文化理论家阿莱达·阿斯曼指出：\"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保存，更是对未来的投资。\"树科通过拒绝\"老子\"的死亡，实际上是在确保某种文化基因的未来存活。这种努力令人想起爱尔兰诗人希尼的沼泽诗歌——通过挖掘语言的历史地层，寻找抵抗文化同质化的资源。

《我唔信老子死咗》的深层力量在于，它揭示了方言诗歌的文化考古学意义。每个方言词汇都像是文化地层中的化石，保存着特定群体的生活智慧和情感结构。当诗人用\"惗\"代替\"想\"，用\"老子\"代替\"父亲\"时，他不仅在用词，更在激活与之相连的整个意义网络。这种写作实践证明，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于博物馆式的保存，而在于日常语言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

在标准汉语占据绝对主导的文学场域中，粤语诗歌的突围本身就具有文化行动的意义。树科这首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可能：诗歌可以通过坚守语言的异质性，成为抵抗文化均质化的前沿阵地。当诗人宣布\"老子\"未死时，他实际上是在宣告：只要语言活着，文化就不会真正消亡。这种信念，或许正是所有致力于方言写作的诗人们共同持守的文化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