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和词汇选择自然形成了独特的音乐性。"嘟系"、"噈唔"等粤语特有表达的反复出现，既强化了地域文化认同，又创造了特殊的语言质感。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方向词的密集使用（东南东北、北东北西等）形成了语言上的"方向迷宫"，这种形式上的实验与诗歌主题形成了巧妙的呼应。美国诗人威廉斯曾主张"没有思想，只在物中"，树科这首诗同样避免了直接的观念表达，而是通过对"方向"、"道路"、"车辆"等具体物象的呈现，自然而然地导向哲学思考。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审视，《人嚟车往》的粤语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同质化的文化实践。在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大背景下，粤语写作既面临着交流范围的局限，又拥有保存文化独特性的价值。这首诗将现代性思考与方言表达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本土又普世的美学效果。香港学者也斯曾指出："方言写作不是封闭的本土主义，而是通过语言的异质性对抗文化霸权。"树科的这首诗正是这一观点的完美例证，它使用粤语不是为了设置阅读障碍，而是为了寻找更贴近生命本真的表达方式。当诗人用"人嚟车往"（人来车往）这样的粤语表达描绘现代都市景观时，他实际上是在用方言重构现代经验，为普通话主导的诗歌话语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补充。

《人嚟车往》中的存在主义色彩不容忽视。"单行道"的不可逆性暗示了海德格尔所谓"向死存在"的基本境况，而"走散"的必然则呼应了萨特关于"他人即地狱"的人际关系论述。诗中反复出现的"方向"焦虑，可以追溯到克尔凯郭尔对"选择"的哲学思考。然而，树科并没有陷入彻底的悲观主义，"向阳"和"新生"的意象为诗歌保留了一丝救赎的希望。这种在困境中寻找光亮的态度，使诗歌在揭示现代性困境的同时，也展现了生命的韧性。

从城市诗学的角度看，《人嚟车往》继承了波德莱尔开创的城市诗歌传统，将现代都市经验转化为诗性思考的材料。但与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的"游荡者"不同，树科诗中的主体是被"单行道"规训的行人，这种差异恰恰反映了当代城市经验的变化。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在《非场所：超现代性导论》中提出的"非场所"理论，可以用来解读这首诗中的道路意象——单行道正是典型的非场所，它是过渡性的、功能性的空间，缺乏真正的场所所具有的历史厚度和社会关系网络。诗人在这种非场所中捕捉现代人的存在状态，显示出敏锐的社会学洞察力。

《人嚟车往》通过粤语特有的表达方式，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刻寓言。从"单行道"的不可逆性，到速度差异导致的"走散"，再到"有车"带来的不平等，诗歌层层深入地揭示了现代性的种种悖论。树科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这些哲学思考完全融化在具体可感的意象和方言表达中，避免了抽象说教的危险。这使得《人嚟车往》既是一首地道的粤语诗，又是对普遍人类境遇的思考，二者的完美结合，成就了这首诗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张力日益加剧的今天，树科的这首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现代生存的方言路径，它证明真正的本土写作不仅可以表达地域经验，也能抵达普遍的人类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