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安全。他们只要布置一场假的逃走，就可以毫不费事地逮捕朱丽叶。伯格曾经告诉我，别动队里有几个人认为只要把朱丽叶抓起来就能把情况搞清楚。

结果，我决定空身赴约，什么也不带。如果一切顺利，不妨再和朱丽叶定一个约会，把杰林的电稿和我的电稿一齐交给她。

星期六下午，索赛街大楼院子里真是剑拔弩张。盖世太保的特务们大批去到沙德莱广场，在周围设下埋伏。只有我和伯格两个人一道到蜜饯铺子里去，但是，我很怀疑，铺子里也许另外安排得有盖世太保的人。

朱丽叶见了我很高兴。我们彼此拥抱。我便乘机在她耳边小声说，我过一个星期再来递给她一份材料。等我一走，她就得把这份材料转给另外一个人。随后，她跟另外的那一都得远走高飞，仗没打完永不露面。朱丽叶把话都听清楚，

脸上却丝毫不露声色，只拿了一包朱古力给我。

回索赛街途中，杰林的心情显得很舒坦。他只表示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把电稿交给朱丽叶。

我说：“朱丽叶告诉我，她已经不搞联络工作了。铺子另外有一个人观察事情的经过。这个人，她并不认识。所以只好等下一次，她才能把信件收下。”

杰林觉得我的说法合乎逻辑，他也就放心了，并且对于三次约会朱丽叶的情况感到满意。

最后一次决定性的会晤定在1943年1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时间则在下午快要关店门的时候。我选择这个时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我知道这家铺子星期天和星期一都不开门营业，可以利用这两天让朱丽叶远走高飞。

约会的前夜，我从“保险柜”里取出写好的信件，然后简简单单地放进口袋，上面再放一块手绢。杰林来找我，先闲聊一阵，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炸弹马上要送出去了。

这一次行动比较平稳。监视放松了一些，做得也不那么显眼。我把两份报告塞进朱丽叶手里，并且告诉她说，德国人的报告是密码，另一篇长的则出自我的手，两份东西都得送到情报中心。我和她拥抱一下，再一次叮嘱她赶快逃走。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因为战争结束以后，我的日子一直不好过，来不及访亲问故。

会晤完毕，我心情舒畅地重回看守所，心里知道报告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一定会让情报中心彻底改变态度。不管情报中心领导对于“大赌博”将会采取怎样的决定，反正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了：敌人再也不能利用破获的电台，向我方提供假情报，让我们上当。

我只消静候复音就成啦。

杰林为人本来不太容易冲动。他却对我说，我们一道取得的成就实在叫他高兴。朱丽叶已经把信件收下，他深信铺子里埋伏的苏联特务一定可以亲眼证明，我去赴约纯粹出于自由行动。

杰林既然得意扬扬，当然很好，不过我却担心能拿什么理由来解释朱丽叶的失踪呢？我又觉得别动队一定在严密监视着那家蜜饯铺。

朱丽叶实在是非走不可的。我没有任何权利再让她冒风险，对包利奥尔也是一样。

星期二下午，蜜饯铺照例该开门了，只见杰林心事重重地走来对我说：

“你知道么？那个女的没到铺子上班。”

我当然想法让他放心。我说：

“人已经抓了那么多，朱丽叶当然不敢放心，这不是很自然吗？她怎能不怕你手下的人和她过不去呢？”

我这些道理，当然说服力不会太大。杰林开始有点满腹狐疑。过了一个星期，他派一个会讲法语的别动队队员到蜜饯铺去打听朱丽叶的消息。那人回来学掌柜的话说：朱丽叶的婶母病危，打电报叫她去。她不能不去呀。

杰林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他对我说：

“你看，法共大概起了疑心，觉得你去赴约的时候，行动并不自由。”

“我看哪，朱丽叶到底是个女人。女人嘛，办起事来总有点叫你料想不到。反正，最要紧的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咱们不如等着瞧。这才是一切的关键。”

杰林摇摇头，模样还是不太放心，只好再说吧。我真正担心的倒不是别动队队长的心情，随后我还有机会做他的工作，真正担心的乃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到了夜里，我也不免疑心生暗鬼。我根据切身经历，很能理解要一个人自己认错，该有多大的魄力。情报中心在1942年一年里，一再犯了多少错误？有时候竟把我都弄得心里寻思，难道撞了鬼啦？难道有敌人的特务混了进去啦？是呀！多少夜我睡不着，夜静转侧，千思万想，越想越担心，越发怀念过去有柏尔青那样的人在领导红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