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叶夫人依然坚守着她的岗位。她的坚忍不拔，非比寻常。落进敌人手中而能不屈，已经难能可贵，而朱丽叶则在敌人四面窥伺之下，黑天白夜，随时都有可能突如其来，出现警探把她带走。而她呢，照常生活，若无其事，这才真算得上刚强的人物。

她知道自己还能起作用，所以就抱着共产主义战士大无畏的气概，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舟。我原先和她约好，凡是奉了我的命令前去找她的人，一定要用一个红纽扣作为暗号。读者还会记得，雷希曼正因为不知道这暗号，所以碰了钉子。这也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密约实在是必要的。我在那时候并没有对她粉饰真相。我早就告诉她，那家蜜饯铺子一定已经暴露，但是她还得呆下去。另一方面，她又得与一切抗敌战友切断联系。包利奥尔接到了我的通知，仍将随时注意她的情况。

我在会见卡茨的时候，当着伯格的面，叫他去找朱丽叶，他假装答应了。去过回来，他说朱丽叶态度不错，不过她和法共已经失掉联系，只好另行设法联系，要过一个星期才有答复。卡茨赴了第二次约会回来，说是事情成了。法共联络员答应是答应了，不过仍然顾虑重重，非要我亲自出马不可。所有这些把戏无非要逼杰林允许我去会朱丽叶。这样，我就能打报告给情报中心。

可是，干吗又得搞那么多次的来来往往呢？要杰林放心，要柏林的头子们放心嘛。

杰林有点犹豫，不太想叫卡茨参与这件事。他向我解释说：

“卡茨在落入我们手掌以前，确是一个理想的联络员。现在我可十分怕他给我背后来一刀。他吃了我们那么些苦头，怎么能想象他不打算报复呢？”

说实话，他的想法完全合乎逻辑，我只好想尽办法让他放心。我说：

“你知道，卡茨并不觉得他在卖国，他现在已经热烈拥护单独议和的计划。他的行动即将以此为准绳。”

杰林到底不肯松嘴。他写了一张保单叫卡茨签字：如果他乘机逃走，或者把真情告诉朱丽叶，那末他的老婆孩子和我一律枪毙。

卡茨心安理得地签了字。

卡茨到蜜饯店去以前几天，别动队简直好象开了锅。雷塞大显身手。整个市区围困得水泄不通。附近街道上，一辆辆乌油油的雪铁龙小轿车埋伏伺机。车内躲着一批一批的盖世太保。

事情发展得十分顺利。卡茨由伯格陪着走进蜜饯店，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包甜食，或者说是敌占期间算作甜食的东西，他向杰林说了我事前教好他说的话：下一次约会定在星期六。杰林听了表示满意，并且决定下一次由卡茨发一份安定人心的报告给情报中心。报告说的无非是万事大吉，组织安然无恙，工作可以照前进行。

我又让杰林听信我的话，请情报中心准许我们完全切断联系一个月。理由是，假定我没有被捕，我一定会这么做的。这样拖一拖有好处。朱丽叶更有可能远走高飞。我准备见到她的时候就指示她这么办。我觉得这个约会已经十拿九稳，因为卡茨在第二次约会后，曾明白提出，先决条件是电文必须由我亲自交付。

可是，电文要先写好才行哪！平时只消几个小时就行啦。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我得跟看守捉迷藏。而这种把戏既不能随兴而写，也不能出任何纰漏。白天绝对不能写，倒不全是怕看守，因为看守老瞧见我学写德文，不太在意，而是怕伯格忽然跑来翻这翻那。剩下的只有夜间。我因为失眠，请求通宵亮着灯，让我看书。最好是两三点钟，看守伏在桌上睡得正香。照规定，他们本来应该起来看我干些什么，不过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理会我了。尽管我急起来可以把写的东西塞在被子底下，但是我仍然不敢大意。我把报纸撕成小块，用极小的小字，写上意第绪语，希伯莱语和波兰语的混合物。万一事败，看懂这个怪语种也得费些工夫。这可以给我一点喘息的时间。

为了说服情报中心，我不能不从1941年12月13日开始，把事情从头说起。我把各人被捕的时日、地点、情况详细开了一份清单，然后叙述他们被捕后的表现。当然只能就我所知。至于破获的电台、电报、密码，我也一一列入清单。接着再把“大赌博”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采取的手段尽量解释清楚。最后，我又列举了所有可能被捕的人的名单。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我提出两种可以实行反击的方案。

方案一：如果情报中心认为有必要主动继续搞“大赌博”，那就由局长于1943年2月23日来电为红军节和我的生日道贺。

方案二：如果情报中心认为不必再继续搞“大赌博”。那也得照旧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