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林六战六败，更加鼓励了我坚持战斗。第一次败仗。杰林叫我想法子不让情报中心知道我被捕。我马上建议打电话给玛德兰广场一家咖啡馆掌柜，让他通知安德烈（卡茨）说：“一切顺利。过几天我就回家。”在杰林看来，这句话很合乎逻辑。他不知道“红色乐队”的规矩平常禁止用电话接头事情。如果发生非常情况，要用电话，那末也一定要只说反话。“一切顺利”就是“一切糟糕”。卡茨一听就懂，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糟糕，我回不了家。”这样，卡茨便再一次可以证实我确实已经被捕。

第二次败仗。杰林让肯特发一封电报给情报中心，要求照我的样子，跟法共负责人直接联系。理由是我靠不住，有必要建立双重接触。可是情报中心一口拒绝，理由是各组都不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再让法共同志们冒风险。

第三次败仗。别动队又叫肯特手下的发报员，用我的名义要求情报中心通知法共领导，约定地点，日期，钟点，会见法共代表米歇。情报中心复电同意，并且明确地规定了办法。

别动队员乐不可支，马上开备战会议，决定不抓米歇。非但不抓他，还叫派去联系他的人请他通知情报中心，盖世太保虽然在西梅克斯公司抓了人，但是奥托和“红色乐队”其他人员都没有出事情。

别动队高兴得未免太早了一些。米歇并没有赴约，因为杰林和他的队员们全不知道我在被捕以前，曾与米歇有约在先：凡是情报中心指定的约会决不可直接前往，而要照情报中心规定的时间，提早两天另两个小时，到我们俩事前约定的地点去见面。

这样一来，杰林越发如坠五里雾中。谁能想象情报中心规定了约会，而竟敢不去赴约呢？我告诉他说，米歇人在当地，不象情报中心远在三千公里以外，他也许已经有点感觉到我出事了。

第四次败仗。杰林又叫肯特发一封电报，说我从马赛发报有困难，而最近几天，不知什么缘故，法共的发报渠道也不灵了。因此要求情报中心再规定一次约会，去联系法共的联络负责人杜瓦尔（即费尔南·包利奥尔）。如同上一次要求联系米歇一样，情报中心再一次规定了约会的日期，钟点和地点。别动队又一次以为成功在望，谁知道他们的希望又成泡影。原因是，我早在11月便跟包利奥尔达成了和米歇一样的密契。不仅如此，我们还规定了只有格罗斯沃格尔有权去会见包利奥尔。包利奥尔按照我们俩的密契，准时赴约，扑了个空。这时节，格罗斯沃格尔业已被捕。这件事引起了包利奥尔的疑心，担心情报中心受愚弄。

杰林越来越纳闷。他就算钻了情报中心的空子，但是当地的人不听情报中心的命令，那又有什么用呢？

杰林的第五次败仗。

从1941年起，沙德莱广场附近，贝尔耐尔街，雅干开的蜜饯铺一直是我们的联络站，法共转发和收转的电报都在那里通过。在那儿工作的朱丽叶·穆谢夫人，年纪已经不小，为人十分庄重，领导上和店员们都很器重她。她为法共工作多年，从早到晚要接待顾客好几十人。包利奥尔和我都觉头得，在那里传递小卷电报比较方便，于是便去和她接，蒙她一口答应。凡是她那里传递的东西都是最最重要的。一年半中从未出过差错。和她联系的人，除了她的朋友卡茨一个人以外，一共只有两三个。其中一个是雷希曼。他是在阿特雷巴德街出事以后，回到巴黎和朱丽叶夫人一道担任联络的。

雷希曼被捕以后，受尽酷刑，终于投敌自首，向别动队供出了朱丽叶夫人。杰林马上决定碰一碰运气。12月里有一天，雷希曼到蜜饯铺去找朱丽叶，请她传一句话给“老头子”。老头子就是我。朱丽叶冷若冰霜地回答他说：肯定有误会。她根本不认得他，也不懂他说的什么老头子。

杰林又碰了个钉子。雷希曼在不久以前还跟朱丽叶有联系，为什么她突然翻脸不认人了呢？他就是不知道，自从艾弗雷莫夫被捕以后，我们对雷希曼已有怀疑，所以立即下令对他切断一切联系，同时和朱丽叶讲好，今后除了我和卡茨两人以外，谁去联系都得用一个红钮扣作为暗号，而雷希曼却不知道这新办法。

杰林不断地盘算对付朱丽叶的办法：应不应该把她抓起来？看来这不是好办法，因为这么一来，等于从此切断了法共的线索。不仅如此。抓了朱丽叶，等于承认“老头子”被捕，雷希曼叛变投敌。杰林只好不动，嘴上仿佛贴了封条。

杰林打的第六次败仗，也是相当惨痛的。温策尔“老师”越狱了。

德国人一共搞到了六座发报台，但是不了解每一台的作用。1942年秋天，他们在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