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抵抗。我迟疑了几秒钟，来不及了。老爷们重上车，嘴里骂娘：“这混蛋司机，开前头一辆车的，他找不到路了！”

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回到索赛街，再上四楼。忽然前倨后恭。手铐去了。一个别动队队员，如同侍役长请求宽恕他服务不够周到似的，向我必恭必敬地说：

“请原谅我们没在弗雷纳给您备饭，吉尔伯先生，因为我们不愿意让监狱管理处知道您去过那儿。”

噢，原来如此······

他们把我请进一间大厅，桌后坐着七个人，我只认识三个。另外四个人，据说刚从柏林专程赶到。我只认出一个盖世太保缪勒。杰林坐在正中，仿佛是他主持会议。有人请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如果有一个水杯，那就完全成了会议厅。

杰林对我说：“经过了这么一天，您也许想喝杯咖啡吧？”

我十分同意。热咖啡给我提了神。

于是，杰林站起来，用德语对我说话，并且故意提高了嗓门。

“这样，奥托先生，您在德占区领导苏联谍报网，为情报中心局长立了大功。这都可以。现在可得把这一页书翻过去了，您输了。下场如何，您是明白的。可是请注意，人不妨死两次。头一次，我们可以枪毙你，因为你是第三帝国的仇敌，然后再让莫斯科枪毙你，因为你叛卖了国家！”

我盯着杰林的眼睛，对他说：

“杰林先生······”

“你为什么叫我杰林先生？”他打断我说，“你知道我叫什么？”

“你怎么啦？你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别动队每一个队员的名字吗？以为我们不知道别动队的一切作为吗？你不是承认我搞情报还有点经验吗？这就是证据嘛。”

我稍停一下，让对方的印象更加深一些，才说下去：

“那末，杰林先生，这个一人能死两次的说法，你到底讲过多少遍了呢？”

满屋子哄堂大笑。我在这场稀奇古怪的较量中得了一分，然后接着说：

“······要说我呢，我可以回答你，我的确知道我的下场，同时我也做好了准备。你讲那象征性的枪毙，老实告诉你，一点不关我屁事。真情实况迟早总有人知道。随便你怎样搞都不管用的。我于心无愧，什么都不在乎。”

杰林掉转话头，向我发问：

“你不知道肯特在哪儿么？”

我听了放声大笑。

“我知道，你也知道，他是11月12日在马赛被捕的。我不知道你们把他关在哪一座监狱里，不过波梅尔堡这一手是跟法国警察一起搞的，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他们听了目瞪口呆，迫不及待地问我：

“你怎么会知道的？”

“遗憾的是你们不看法国报纸。11月14日，马赛有一家报纸，大吹大擂，宣布逮住一批苏联特务。再加你们是跟法国警察合搞的，你们就那么样相信法国警察对你们忠心耿耿，相信他们会守口如瓶？”

最后这句话是经过考虑的，意在让他们彼此猜忌。因为法国警察帮助德国警察最为可怕。在许多场合，盖世太保没有法国警察帮忙，便搞得不那末顺手。法国警察在战前搞过左派分子，特别是无国籍人士的档案。这拿出来依然有用。1940年6月14日，巴黎刚被占领，赫尔木特·诺成的别动队，便在海特利希的直接指挥下，向巴黎警厅索取“有关系的”档案，特别是有关政治流亡人士的材料。

我想不到这一下居然击中了要害。在场的首长们顾不及当着我的面便叫杰林作出解释。这件案子在柏林是定为“国家机密”的，为什么让法国警察和比国警察插手？杰林为自已辩解说：这事不归他的职权范围。不管怎样，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后来我听说，从这一天起，别动队队员不能再在这类案件中利用法国警察了。

插曲奏完，杰林试图重新采取攻势。

“从1941年12月开始，莫斯科就不再相信你打回去的报告了······”他给我看三厚本材料。第一本大字标题：《巴黎--红色乐队》。第二本标着：《比京-红色乐队》。第三本标着：《大首长案》。我这才知道这个尊称指的是我。

杰林接下去说：“第一本是1942年初在柏林译出的密电，说明情报中心不满意你12月13日采取的一些措施，认为太过严厉。”

我完全记得这一批跟情报中心来往的电报。不过，我后来毕竟向局长解释清楚，不仅危险确实存在，而且并没有排除。

然而，这位别动队长非得要充分利用他这一条理由不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