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便申请到苏联领土上去定居。他们两口子，男的叫赫尔什，是位医生，女的叫密拉，是社会科学博士，然而在申请书里，却填写了自己的职业是修理无线电，因为他们知道苏联需要技工，这样填写职业比填真的较易录取。

苏联驻维希的大使馆接到了申请书，便转给武官处。武官处知道我要报务员，就把他俩介绍给我。

两人都是老共产党员，一听我的话，毫不犹豫，就让包利奥尔负责培训。成绩之快，打破纪录，收发报工作很快就搞起来。1941年年底，包利奥尔又收了七个徒弟：五个西班牙人，加上吉罗两口子。短短几个月打破纪录，在法国的“红色乐队”已经能够上场演奏了。我得补充一句，凡是最重要的报告，都由包利奥尔通过特殊联络线，由法共地下中央转发。这事，下文再谈······

就在这时候，情报中心叫我联系罗宾逊。这位是第三国际地下活动的老手，曾经参加过罗莎。卢森堡组织的斯巴达克小组。他在西欧定居已久，跟信报中心的联系早已中断，

局长让我自己期酌期的，看看该不该和他恢复联系。

他对我解释说：“自从苏联清洗了情报组织，我就跟情报中心断了联系。1938年，我在莫斯科，亲眼瞧着好人被清洗，我没法再同意······现在，我跟戴高乐的代表有往来，可是我知道情报中心是禁止这种关系的····”

我对他说：“告诉你罢，莫斯科干的那档子事，我也不同意。柏尔青和他的部下全都清洗掉实在叫我痛心。不过，现在却不是算老账的时候。我们眼下正在打仗。过去的事姑且放下，咱们先在一起战斗。你共产党员当了一辈子，不能为了对情报中心有意见就不当共产党员了吧？”

我的话打动了他，我很高兴。当时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

“我有一座电台和发报机，可是说什么也不能出危险。咱们约好了定期接头，我把我的消息编成密码，交给你打给情报中心······”

局长接受了他的建议。罗宾逊的情报源源而至。我在物质上给他资助，因为他生活相当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红色乐队”。

1942年秋季有一天，他叫人通知我有急事要会我。约会定好了。事情果然十分重要。

他告诉我说：“我跟伦敦有联系，你是知道的。现在有一个戴高乐的代表在这儿，他想会会法共领导。”

“他目的何在，你清楚吗？”

“因为戴高乐要法共派一个联络员去。法共领导隐蔽得十分严密，来人跑了整整三个星期，连门儿也没有。”

我立即答应他想办法。因为我在两天以内可以会见法共联络员米歇，我把事情告诉了他，随后定下了约会。

这是伦敦方面头一次跟法共地下领导接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