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往南移了。我们打算随着这个动向，再搞一次“视察旅行”，以巴黎为目的。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贝特罗夫，依然替我们驾车。

德军开进巴黎才几天，我们也就到了那儿，景象十分凄惨。卐字旗在巴黎上空飘扬。街上尽是灰绿军装在游荡，市民仿佛都走空了，免得目睹敌人的队伍进城。

我们决定在巴黎建立“红色乐队”的总部。为此进行了初步接触。6月底，我和莱奥接受了瑞典驻比使馆一位熟人的提议，为红十字会把几百封法国战俘的家信送给维希政府。

我们坐瑞典红十字会的车去到维希，并且用了整整一夜工夫看了这些战俘家信。信里面都愤怒谴责法国政府和参谋部，甚至用了卖国的字样。

维希政府乱成一团，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政客们激动之余，都去温泉疗养以恢复元气。可惜，这些人恢复了元气，对法国却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在法国战时首都抓紧时间建立了初步联系。1940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用全部精力把巴黎小组建立了起来。希勒尔·卡茨帮了我很多忙。我是在巴勒斯坦认识他的。跟我认识莱奥的情况差不多。从1929到1932年我在巴黎居住的期间，我们继续彼此往来，后来却失去了联系。

卡茨的身材中等，虽然戴着厚玻璃眼镜，目光却十分敏锐。前额很高，头发很厚，为人热情，热爱生活，很容易跟别人接近。他跟他父亲一样，爱好音乐，同时又会使泥水刀，会造房子。他年纪很轻便加入共产党，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从来也不动摇，哪怕在急风暴雨势不可当的时候。他喜爱少年儿童，辅导共青团组织。他的态度率真，很能引起同情心。他交游甚广，对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很有好处。他虽然是外国人，却在1940年自愿参加法国军队。复员时军人证上写的是安德烈·杜布瓦。

他片刻不肯错过，马上和我一道投入工作。我们保持了过去的习惯，仍然到处开设公司，用以掩护我们的活动。1941年1月13日，在比京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西梅克斯戈，在巴黎也成立一家，叫做西梅克斯。阿尔弗雷·科尔班担任西梅克斯的总经理。

卡茨和科尔班是在战争年月里彼此认识并且成为朋友的。被俘后，一道逃走，泅水渡过索姆河。这样的共同经历是不容易遗忘的。

复员后，科尔班在吉费尔尼买了一座磨坊，搞了一个家禽饲料厂。我们头一次接触便很成功，大家马上意识到这人

值得信任。我问他：“你认为应该继续战斗吗？”

他微微一笑说：“当然应该，唯一的问题是怎么样搞法。”

我说：“方式方法是要变的。今后的战斗要在内部进行。你有准备么？”

有没有准备？他马上就向我提议，把头一部发报机安在他吉费尔尼的磨坊里！科尔班当了西梅克斯总经理以后，马上就把发报机搬走，因为我们的商业掩护必须丝毫没有破绽。

班子逐渐搭了起来。牙科医生罗伯·布雷耶是科尔班的朋友，也是公司的主要股东，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内幕。苏珊·广德担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她是老党员。她怎样认识卡茨的呢？当时，她辅导一个共青团员合唱队，名叫巴黎音乐合唱队，由她教弹钢琴。

卡茨还招罗了艾莫虞尔·米农，是一位排字工人。我们还不知道米农已经参加了一个抗敌组织，名叫“马丁家”，目的在于监视那些为德国人生产的工厂。米农通知了一个叫做沙尔博涅的人（这人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战后判处枪决），说我们的公司西梅克斯是跟占领军合作的。所以，谁也不会再来怀疑我们。

西梅克斯公司的办事处，设在香什里大街，主要主顾是多特工程局，为德国国防军担任全部营造工程和要塞工程，办事处就在我们公司对门。多特工程局的人对我们的公司感兴趣，因为这些人都是穿军装的投机商，问题只要我们的公司能以黑市价格卖给他们需要的材料。

李豪宁夫人一听说我们的西梅克斯公司，马上就来联系。

这位李豪宁夫人真是一尊人物！当我们跟她发生联系的时候，她正在为多特工程局奔走。过不多久，她又当上了西梅克斯在工程局的代表。她是帝俄驻法最后一任武官的夫人。还在欧战时期，她极端反共，十月革命后不肯回苏联。她人很聪明，不畏任何开创事业的艰难。她马上看出了敌占时期能捞多少油水，当下就尽情干将起来。

为了要物色高级翻译处理和德国机关来往的信件，我联系上了符拉季米·凯勒。他出生俄国，长住瑞士，养成当地的习惯，办事认真，遵守纪律。他以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