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胤所提新战法没有奏效不过是次要因素。

因此，柴荣对赵匡胤的请罪不置可否，而是转换话题，问道：“是功是过，伐汉之战结束后自有定论，不必急于这一时。赵爱卿且先与朕说一说，何为‘不知敌’。毕竟，在我大军伐汉之前以及伐汉过程之中，我军皆派出了大批的探马、细作，在大军前方打探敌军将领与兵力布置情况、了解大军行军路线上的道路地形、搜集大军所过各州县风土人情。对伪汉的情况虽说不上无所不知，但至少在军情与民情这两方面可以称得上知己知彼了。”

赵匡胤听柴荣如此说，便明白对方并无心就这几日攻城不利治自己的罪，因此连忙答道：“陛下，臣所说‘不知敌’并非指我军战前及战时对敌情打探不利，而是指我军探马与细作此前所打探的消息皆只限于伪汉守军的将领及其所辖兵力、城中存粮的多寡、城中百姓及青壮的数量等方面，且臣等在军议时所关注的亦只是如何应对敌军的守城之法、如何尽可能的发扬己方的优势、如何尽快攻下太原城，却全都忽略了守城敌军所用守城之法与以往是否有所不同，而这种变化是出自伪汉将领自己的谋划，还是有人暗中对其给予了帮助。”